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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起草者，杰佛逊成为群星灿烂的美国开国先辈中最夺目的星座之一。他和华盛顿一样终生守护着自由的理想，直到去世前两年他还写下：“一切都可以变，惟人类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不变。”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拥有上万英亩的土地和一二百名黑人奴隶。他称自己“之所以有暇写出阐述人类自由的伟大著作，得助于三代奴隶的劳动”。作为奴隶主，早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他就严厉谴责了奴隶贸易，却宣称一切人的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他还起草过一项逐步解放奴隶的法律，在百科全书式的《弗吉尼亚记事》中对奴隶制作了激烈的抨击。
站在两百年后的旧大陆，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这样一个在贫富不均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上层阶级的人，却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正是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天才、热情与智慧，写下了那些永远折射着自由光芒的文献。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他们一直不倦地呼吁通过广泛的公立学校制度和自由的报刊来教育人民并使人民了解情况。他们始终认为只有人民有效的监督才能防止政府蜕变为暴政，只有教育才能使普通人民的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的一生都贯穿着人本主义的关怀，目的就是追求自由与幸福，不受阶级等的局限，而使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都得到发展。
众所周知，在济济一堂的美国开国先辈中，杰佛逊与政治经济学家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有着很尖锐的分歧，成为以后美国两党制的滥觞。但杰佛逊并没有因政见不同而否定对方的一切真知灼见，1788年他写信给麦迪逊称赞《联邦党人文集》是“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述”。两年后他对外甥说：“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本书优于《联邦党人文集》。”
当杰佛逊在1800年的总统选举中与另一位候选人得票相同，他的不少政敌都不希望他当选时，汉密尔顿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并对这位老对手的品性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这绝不是什么孤立的例子，而是美国开国先辈的群体表现。在他们看来政见可以不同，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全盘否定对方。他们目光远大，思想深邃，知识渊博，对人类充满信心；他们有纯洁的信仰，对上帝的虔诚使他们热爱自由，热爱生活，惟独没有对权势的迷恋、对阴谋的嗜好。在赢得独立的那一刻，他们想到的只是可以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想过“打江山，坐江山”。华盛顿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大多数人的选择都和他一样，没有人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没有人不情愿。即使出任公职，也只是为国服务而已，并不是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捞什么好处。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签署了《独立宣言》的人，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人，还有追随华盛顿苦战八年的忠实将士们，还有《常识》的作者托马斯·潘恩，喊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帕特里克·亨利，他们共同缔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这个美国包含着有史以来人类最美好的原则——多数人的意愿得到遵循，少数人的权利得到尊重，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文官权力对军人权力的绝对控制，等等。两百年前杰佛逊抚摸着《圣经》发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时，曾激动地说过：“为了获得这些原则，我们的圣哲献出了智慧，我们的英雄献出了鲜血。”
这些灿烂的星座，同时出现在十八世纪末的新大陆，无论到哪一天，只要人类存在，他们的闪光人格，他们的辉煌业绩，他们的熠熠才华就足以作为楷模。“随着开国元勋的谢世，他们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们生活与战斗的那个时代变成了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世界出现了新的曙光，代表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高不可攀的巨人。”（马克斯·勒纳：《美国公民对美国宪法的认识：对公众认识和个人意见的全国性调查》）
在另一片古老的东方大陆，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出现过一线文明的曙光。孙中山、黄兴等所代表的追求共和、民主的力量，就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他们首创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无论他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仅这一点就足以永垂史册。周作人在孙中山去世后的一天说，“中华民国”四个字便是孙中山一生事业“最大的证据和纪念”。更何况他们功成身退的人格风范，简直可以直追华盛顿等美国的开国元辈。
二十世纪初，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时就提出了“功成身退”的响亮誓言。据胡汉民、汪精卫回忆，辛亥革命前后，黄兴一再对人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到三个月，手握重兵的一代枭雄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实现诺言，平静地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1912年4月1日，他在南京参议院发表解职辞：
本总统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之地位，与各国民之力量，与四万万人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冀世界之和平。
3月31日，黄兴受命出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方各军。当时长江南北军队林立，粮饷匮乏，人心不定。他所想到的并不是拥兵自重，而是在短短两个月间，就以其威望、人格和决心裁撤了大部分军队。5月13日开始，他多次要求解甲归田。6月14日，他发表《解职通电》，交出兵权，当晚即离开南京。
九十年前的那一幕幕，至今仍是民族史上未完成的演出。孙、黄以他们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的选择改写了历史，改写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一旦抓住权力即死不放手的传统恶习。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在《石叟牌词》中评点当时历史人物，批评孙、黄此举是“放弃责任，一让总统，一辞留守，博功成身退之虚名，致令政变频乖，扰攘至今，而不能底定，不得谓非一大恨事也”。但他也肯定孙、黄“欲挽官僚窃权怙势之积习，准身作则，专为公家谋幸福，不为一己便私图”，“光明俊伟，敝屣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称“孙、黄之手段虽劣，其胸襟气概，固自高出寻常万万也”。
于右任等人对黄兴备极推崇，称他“缔造民国，备历艰苦，大局甫定，自解兵符，磊落光明，中外共感，成不居功”。
孙、黄功成身退、不图权位的高风亮节，就像一束奇异的光投射在几千年阴暗的中国政治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标志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光芒开始照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的是，一、华盛顿交出军权、拒绝第三次出任总统纯粹出于自愿，出于他内心对自由、文明的理解，而孙、黄让位、辞职主要是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二、在中国这块如此古老、如此根深蒂固的专制土地上，即使产生了孙中山、黄兴这样的伟大人物，他们能功成不居，但历史的面貌并不会因此而改变，甚至有可能更糟糕。谭人凤和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多少仁人志士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掷无数头颅，流无量颈血”才推翻帝制、赢得共和，“总统可让，留守可辞”，但“独裁之专制则断不可使复活”。孙、黄辞职之后出现了军阀混战的乱局，即因为他们没有负起善始善终的责任。
民国以来的历史就是这样。尽管如此，孙、黄二位的这一选择还是伟大的，为后世树立了前无古人的人格典范，足以彪炳千秋。在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先辈与中国历代统治者之间有一条无法跨越的巨大鸿沟，这是两种不同文明的鸿沟。华盛顿代表了生气勃勃、富有生命力的人类主流文明，中国的帝王将相则是落后、专制的东方文明的象征。古老的民族还远没有从帝王将相情结中彻底走出来，眺望十八世纪遥远的新大陆，华盛顿们所树立的不朽丰碑，我为民族命运而深深哀伤。逝者如斯夫，重温二十世纪初的那一刻，孙中山、黄兴面对权力所作出的毅然选择，我为这块土地上曾产生过这样伟大的同胞而感到一线安慰。当然，我更为人类曾拥有华盛顿、杰佛逊这样的人子而感到灵魂的温暖。我以为，他们的作为超越了一切民族、宗教、国界和语言的局限，他们不仅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人类。
另一种“断章取义”
？ 吴锡平
扬州是国务院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