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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子。这本来是件喜事，但是我听说你为闾琳的降生而忧虑，因为你和汉卿并无夫妻名分，由你本人抚养婴儿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你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里，可是你的父亲已经声明与你脱离了关系，你处于困窘的境地。
我在你临产以前，就为你备下了乳粉与婴儿的衣物。那时我不想到北陵探望，令你难为情。
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亲自到北陵看你。我冒着鹅毛大雪，带着蒋妈赶到你的住处，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不仅是聪明贤慧的妹妹，还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子。你那时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奶”，当你听我说把孩子抱回大帅府，由我代你抚养时，你感动得嘴唇哆嗦，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你叫一声：“大姐！”就抱住我失声地哭了起来……
汉卿后来被囚于奉化，你已经由上海转香港。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你和闾琳暂避香港完全是出于不得已！经我据理力争，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去奉化陪狱。嗣后，我随汉卿辗转了许多地方，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最后又到了凤凰山。
转眼就是三年，荻妹，我只陪了汉卿三年，可是你却在牢中陪他二十多年。你的意志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我决心到美国治病时，汉卿提出由你来代替我的主张，说真的，当初我心乱如麻。既想继续陪着他，又担心疾病转重，失去了医治的机会。按说你当时不来相陪也是有理由的，闾琳尚幼，且在香港生活安逸。我知你当时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放弃闾琳，要么放弃汉卿，一个女人的心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痛苦的折磨？
后来，你为了汉卿终于放弃了孩子……荻妹，回首逝去的岁月，汉卿对于我的敬重，对我的真情都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在旧中国，依汉卿当时的地位，三妻四妾也不足为怪（以先帅为例，他就是一妻五妾）。可是，汉卿到底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为了尊重我，始终不肯给你以应得的名义……闾瑛和鹏飞带回了汉卿的信，他在信中谈及他在受洗时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我听后十分理解，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患难生活，你早已成为了汉卿真挚的知己和伴侣了，我对你的忠贞表示敬佩！……
现在我正式提出：
为了尊重你和汉卿多年的患难深情，我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真诚地祝你们知己缔盟，偕老百年！
特此专复，顺祝钧安
诗歌的即时性与永恒性
？ 毛 翰
如何处理诗歌的即时性与永恒性的关系？这一问题，应该主要是有鉴于社会抒情诗（即通常所谓政治抒情诗）的某些困惑和危机提出的。我们知道，以其关注对象的不同，诗可以分为社会抒情诗、自然抒情诗和人生抒情诗。当诗关注社会，关注社会理想、民族命运、政治清浊和民生疾苦时，即为社会抒情诗；当诗超越人的社会存在，关注自然、关注宇宙、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时，即为自然抒情诗；在社会抒情诗与自然抒情诗的叠印部分，关于爱情、友情、亲情及家国之情，关于人生抱负、人生境遇之感怀，诗即为人生抒情诗。一般说来，好的自然抒情诗如李金发“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以及好的人生抒情诗如刘大白“少年是艺术的，一件一件地创作；壮年是工程的，一座一座地建筑；老年是历史的，一页一页地翻阅”是不大会过时的，对于诗人的同时代读者和后世读者，是会有着相同的艺术感染力的。
具有即时性而不具有永恒性的，主要是一些社会抒情诗（政治抒情诗）。作为某种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为某种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分行转述，它们往往乘时而作，其兴也勃焉，事过境迁，其亡也忽焉。例如，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独领风骚的政治抒情诗，如今还有几首可传可诵？改革开放前那些喧嚣一时的颂歌和战歌，如今还有几首可以卒读？反胡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文革”……当那些政治运动被逐一否定之后，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重新命名为“十年浩劫”之后，作为那些运动中“写中心唱中心”的产物，不成为殉葬品入土为安岂不怪哉？
社会抒情诗大致有两种：一是诗人处江湖之远，关注社会，关注时政，着重表现社会矛盾、民生疾苦，感时伤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表现社会的良知与正义，抒写对社会现实非理想化的焦虑和不满；二是诗人居庙堂之高，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传经布道，试图以诗歌激发社会大众的政治热情，优化社会大众的精神境界，使之和谐于抒情主人公所理解的社会政治理想。前一种社会抒情诗是不大容易过时的，因为家国命运犹如个人命运，不如意事常八九，历史又总在重演，“长太息以掩泣兮，哀生民之多艰”，这种或感伤或悲愤的诗，在后世读者那里总是会得到共鸣的。后一种社会抒情诗想要传世恐怕就要困难得多，因为你怎能保证你所传之经所布之道便是真经便是正道？你怎能保证你所鼓吹的那一套便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何况这种诗多出自御用文人之手，其可疑的人格和创作动机，使其作品的命运又潜伏一重危机。
政治抒情诗要想传世，要想避免速朽的命运，先得弄清诗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看来，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都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应该无条件地为政治服务。在诗看来，诗有自己的使命和尊严，诗即不能一概拒绝为政治服务。诗在关注社会时，必须独立自主地审视政治，发挥美刺功能，善则赞美之，恶则讽刺之。诗不可不假思索地为政治鼓吹，更不可昧着良心，阿谀权贵，粉饰太平，欺世愚民。诗应该懂得，谀上欺世者或可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得计于永远。而曾经充斥媒体的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表现却令人遗憾。例如，在乍暖还寒的1957年，有人这样“用鲁迅韵”：“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在灾荒深重的1959～1961年，有人这样放声歌唱：“请问呵，/——千里灾区何处有？/红旗下——/一片歌声笑声中！”“桂林的山啊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十年浩劫中，有这样一首响彻云霄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个中善恶美丑，是非曲直，还须留待后人评说吗？
诗要有永恒性，其主题首先应该是永恒的，是可以超越时空，超越时政，对人类有着久远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的。《击壤歌》相传是唐尧时代的民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作为中国上古的诗歌，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其热爱生活、热爱自由、藐视皇权的主题，应该是一个首要因素。
诗要有永恒性，面对政治，美刺两端应该侧重于刺。因为在其位谋其政，对于为政者，为政有方是其本分，失职渎职是其罪过。为政者受雇于社会公仆，岂有仆人完成了（甚至根本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便要受许多肉麻的赞歌颂歌谀歌之理？孔夫子关于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兴观群怨说，有一条“可以怨”，却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可以颂”。这是意味深长的。纵观诗史，传世者多《离骚》一脉怨刺之歌，却绝少颂圣之作。
从艺术技巧上说，诗要有永恒性，有时还需借助意象表达。意象在这里的作用，是与现实社会政治保持一定距离，预留一点“诗无达诂”的回旋余地，从而避免因为作者对某一社会理想、社会力量、社会人物的认识上的历史局限，却在某种难以预想的变化出现之后，使作品速朽。例如郭沫若的《凤凰涅癱》，过去许多论者都说它的一大缺点是“革命理想还比较朦胧”，殊不知，它的艺术魅力没有随着某种政治股市的跌落而跌落，正是有赖于它的意象化造成的朦胧。而艾青曾经直抒其怀直言其事，热忱讴歌陕北农民吴满有这样一位时尚人物，诗与诗所讴歌者一时何等风光，待吴满有后来据说被捕失节，可怜诗之心血便付诸东流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有即时性的东西，就越可能是不具有永恒性的东西。
此外，诗欲不朽，诗人须有一个良好的人格形象。中国传统诗论强调“知人论世”，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中国人推崇的诗人风范，是屈原、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