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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人称为“永贞革新”的这次改革主要包括这些内容：（1）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利权；（2）打击宦官势力，停罢宫市；（3）抑制强藩；（4）进用贤能；（5）减免赋税，革新弊政；等等。这些措施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改革，得到了人民的欢迎。如反对派韩愈的记录他们的一些措施的效果时，就用了“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呼大喜”等字样＇注＇。
但是，在王叔文集团执政的时间，按顺宗李诵在位的时间算，仅及半年。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宦官和保守派官僚的夹攻。贞元二十一年八月，顺宗被逼退位，改革派人物纷纷遭贬。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王亻丕被贬为开州司马，其他主要成员均被出为远州刺史，柳宗元得韶州。但后来朝议认为处之太轻，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柳宗元得柳州。这就是“八司马事件”＇注＇。由少数理想主义者发动的这场短暂的改革运动，被扼杀了。
二、流贬南荒 心系生民
柳宗元短暂得志之后，迎来了他后半生的流贬和失意，遭受到他人生历程中最大的打击。永贞元年九月，柳宗元带着年近七旬的母亲，前往遥远的南方，开始了他十年的贬逐生活。同行的还有母亲卢氏的侄子、他的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他们经过洞庭湖，上溯湘江艰难前行，情状十分凄凉。时近初终，白天阴风呼啸，密云压顶，傍晚又下起了绵绵细雨。睹景生情，柳宗元心中充满了怨愤悲枪。溯湘江上行不远，就到了汇入湘江的泪罗江口。在这里，柳宗元停舟怀古，凭吊战国时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写下了一篇情辞并茂的骚体文《吊屈原文》。这时的柳宗元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理想受到严重挫折，忠诚而被贬逐，与屈原极为相似。他通过缅怀屈原自沉汨罗江，痛陈屈原时代忠奸易位、是非颠倒，寄托自己个人的身世之感。文章最后写道：“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囗兮，蹈大故而不贰。”表示要以屈原为榜样，坚持自己的信念，无怨无悔。
这年年底，柳宗元一行经过艰难跋涉，终于到了永州。唐代的永州还是比较荒僻的地方，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柳宗元的职衔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这是一个“闲员”，即无官舍，又无具体职务。因此，柳宗元初到永州，寄住于一座古寺——龙兴寺中。寺中有一个和尚重巽，是天台九祖荆溪湛然的再传弟子，柳宗元与他结交，谈禅论道，诗文唱和。此外这里还常有一些过往的僧人，也与柳宗元关系密切。柳宗元自幼受到佛教的薰染，早在长安时就与僧侣有交谊。这时他正值人生失意、理想受挫、精神苦闷，加之每天面对的是青灯梵呗，相处的是禅僧，促使他对佛教教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虽然被贬逐，但宦官集团和保守派官僚对他们的迫害并未停止。元和元年，王叔文终于被处死，王亻丕也于贬所病死。朝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发布四次诏命，规定“八司马”不在宽赦之例，这就使柳宗元早日北归的希望化为泡影。
元和三年，柳宗元模仿屈赋写了一篇《惩咎赋》，对自己平生做了一番反思。虽然名为“惩咎”，但其实是对自己从事的事业进行辩护，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他历叙自己立志“处卑污以阂世”，“求大中之所宜”，勇于用世，以救世济时，但由于“谗妒构而不戒”，“逢天地之否隔”，遭到贬逐，流放南荒，老母病逝，身为孤囚，过着拘挛坎坷的生活。文中表现出对黑暗政治的强烈愤慨。但他最后表示：“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自己要坚守“大中之道”，不相信天命，即使抱道而殁，也无悔无怨，表现出一个坚持理想、关心民瘼的士大夫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因此，在永州期间，柳宗元很快从悲观失望中振作起来，内心中始终抱着“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注＇的信念，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而且能排除困难，自强不息，进行哲学思考和文学创作。
这一时期，是柳宗元的哲学思想全面成熟与文艺创作最丰富的时期。柳宗元在永州广泛接触到下层人民生活，大量诗文都反映了他们的痛苦，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儒家思想中人民性的一面在柳宗元身上的体现。柳宗元的诗文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等，正是因为深刻的人民性和精湛的艺术手段巧妙结合，才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当他对下层人民生活了解越深，就越觉得“上惭王官，下愧农夫”。他为自己作为“官”，不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而做更多的事而感到内疚。由于对下层人民深深的同情，促使他始终自强不息，在逆境之中，“辅时及物”之志更加坚定。在永州期间，他的“以生人为主”的思想更加发展了。他继承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提出“贤者之作，思利乎人”＇注＇，“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注＇，等一系列闪耀着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辉主张。
贬官永州，是柳宗元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他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远离政争，身处穷裔，更加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与理论著述。因而，他在古文写作上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与韩愈等人一道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干城。他还诱掖后学，广泛宣传总结“古文”的写作经验，写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等著名论文。由于他的提倡，“古文”在南方得以迅速普及，“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继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注＇柳宗元对于推动“古文”的普及，拓展“古文”的领域，提高“古文”的艺术水平，都做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他与韩愈的文学见解非常相似，同样主张“文以明道”。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论》中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火良）（火良），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我所陈，皆自谓近道。
他把“学古道，为古辞”＇注＇统一起来，主张“言道讲古穷文章”＇注＇，把阐扬儒家圣人之道，解决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文章的内容和创作的目的。
柳宗元在永州的最后几年，全国政局发生一系列变化。元和九年十二月，韦贯之自尚书右丞拜相。韦贯之当年曾被王叔文一派所汲引，对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较为同情。据《资治通鉴》卷239“元和十年”载：“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当时的执政正是韦贯之。诏命下于元和九年十二月，而传到永州已经是第二年的正月了。
身在贬所十年不归的柳宗元得到征召的消息，悲喜交集，恍如梦中。他在一首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心情：
投荒重一纪，新诏下荆扉。
疑比庄周梦，情如苏轼归＇注＇。柳宗元迅速打点行装，踏上归途。他还是沿着来时的路线行进，但此番的心境已大不相同了。一路上他豪兴大发，写下了许多抒发喜悦心情的诗篇。路过泪罗江口时，正遇上逆风，但他丝毫没有十年前那种悲怆凄楚的感觉。他在《泪罗遇风》一诗中写道：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他觉得自己境况终究比屈原胜过许多，得以遭逢“明时”，重入朝廷，去施展自己的抱负。
这样，经过十年的流离贬逐，饱受了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之后，柳宗元终于在早春二月回到了长安。但是，迎接柳宗元等人归来的并非美酒与鲜花。朝廷中围绕王叔文余党的归宿问题，斗争非常激烈，反对他们的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很多人竭力阻止他们入朝。他与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二月回朝，在长安停留不到一个月，三月十四日，就同被出为远州刺史。虽然升了官，但地方更加遥远，实际上这又是一次贬逐。
柳宗元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刘禹锡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当时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播州路途崎岖，遥远荒凉，老人到那里去，将是九死一生。柳宗元出于对刘禹锡的友谊，打算上疏朝廷，与刘禹锡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