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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经》经旨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击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加简便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不讲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注＇。
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的一种主观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春秋》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谎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时，啖助回答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人《春秋》乎＇注＇！
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春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问理本生人为重 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赵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无助于自己，无益于社会的业务。陆淳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这样，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注＇啖助也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注＇。他们继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陆淳不采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恶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