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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关系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民与鬼神的关系。世人都说中国人是崇尚理性思维的民族，但是根据人类认识的规律，我们不能排除中国的先民们曾经有一个迷信鬼神的时代。那时“民神杂揉，不可方物”，人事与鬼神混淆，冥冥中的神常常干涉世俗的生活，但中国人很早就改变了这一状态。据《国语》、《大戴礼记》、《汉书》等文献记载，颛顼氏命重、黎分主天地神人，“绝地天通”，划清神人界限；并且初订历数，规摩天道。这一工作，在尧时又得到巩固，《尚书·吕刑》篇对此作了清楚的追述。其时间大概在公元前23、前22世纪之间。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的圣哲们就力图将人类从神鬼婢女、天地奴仆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初露理性思维的曙光。这在世界认识史上也是罕见的奇迹。
不过颛顼、帝尧对天地神人的态度，只作了理智的选择，并无理性的论证，故后世对天地神鬼的认识常有反复。孔子说：“夏人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就是证明。正是儒家继承了历史上的理性精神，对人与鬼神、人与天地的关系作了理论阐述，才使中国的理性思维形成定势，成为传统。关于神鬼问题，从孔子开始，中国儒家就抱着理智对待、谨慎处理的态度，《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语可以尽之。子路问事鬼，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但孔子又重视“丧、祭”（《尧曰》），主张“祭神如神在”（《八佾》）。其原因不在迷信鬼神，而在于“神道设教”——利用世人普遍接受的形式寓教其中。从此，神鬼丧祭之礼，不过作为报本和感恩的形式、兴礼寓教的手段，保存于文化活动和社会习俗之中，并不曾引起儒者的真正沉醉和倾心。
关于天人关系问题，儒家亦作了理智思考。儒家思考天人关系时，常常使用“天道”、“天命”两个概念。天道即天之道，从孔子开始即将天视为物质性的天，将天道视为自然的规律性。《论语·阳货》载孔子将天描述为无言无为、四时运行、生成万物的实体；《礼记·哀公问》孔子解“天道”为永恒性（“相从不已”）、必然性（“不闭其久”）、自然性（“无为而物成”）和普遍性（“已成而明”）；孟子更明确地指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天道就是天地生成万物的必然性和客观性。荀子则充分发挥了天道自然说，在《天论篇》中高举起“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的旗帜，表现了人类不仅要超脱自然的束缚，而且要利用自然规律以为我用的雄心！此后，将天道视为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成了中国儒家认识宇宙的主流。儒家认识了“天道的客观性，并未得出天人无关、甚至天人对立的结论。而是认为天和人是相关的、亲和的，这种亲和即体现在对“天命”的阐述上。天命，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名词，儒家以前的“天命”一词，多表现为“天之命令”之意，故“天命”又作“天令”。从孔子以后，儒家把天命解释为天道赋予人的某种禀赋：《大戴礼记》说：“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本命》）《礼记》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天命来源于天道而又作用于人；天命形成了人的个性就是“性”；而统率人性的无非天道。天命是人文化了的天道，天命就是联系人性和天道的枢纽。在儒家看来，人是天地的产儿，人性中存在天道（或称“天理”）。人从自性中就可以窥见天理。孟子说尽心知性以知天；《中庸》说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宋儒“存天理”，明儒“致良知”……都是从这一思路深化开来的。知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实现人性的永恒价值。孟子说尽心知性而知天，人性与天道一体，人可以“上下与天地流通”；陆九渊进而提炼为“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我就是天，天就是我，天人本是一体。《中庸》甚至认为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由知性到知天；由知天到与天一体；由天人一体进而实现协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同功齐能，这就是不朽。于是人从一个渺小的生物，转化成了永恒的、伟大的精灵了。尽心知性以知天，进而赞天地化育，这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形式。
儒家的天人观还有更实际的考虑，那就是天道对人的表率作用和人对天道的模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视“天命”为天道对人的某种启迪和暗示。有时他认为天在暗示他去从事一种神圣的事业——复兴周礼；有时他又以天道之乾健为榜样，欲效法天道。这种效法天道的思想在董仲舒的时代得到极大的发挥，为人类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强不息地进取，提供了客观的精神依据，然其末流则陷入“天人感应”的机械天人论。正如儒家人道贵和的观念一样，儒家对天道也赋予了和谐的色彩，人是宇宙一物，是天地之子，是万物中最可宝贵的东西，人性即是天理；人自知即可知天；天道就是人道的最高蓝本，天人一体，天人流通……天和人，压根儿就是用同一质料制成的不同形式的东西。
从以上儒学关于人、社会、自然理论的浅析，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的人生观、社会观、天人观，都是极积的，向上的。就人生观看，儒家对己是极积完善，对人是热心成全和“济利”。对社会，儒家是极积参与，热心治理，责任心极强。对天道，儒家也是自觉体认，并热心“赞化”。总之，无论是主体，还是客体，儒家都充满好心善意地去参与和成全，始终昂扬着极积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活力。《易》曰：“天地之大德日生”；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德行，既是儒家的天道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是儒家自己为学为人风格的精辟概括。
总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学，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已历二千余年，形成了内容比较全面的经典教才，构建了关于人、社会、自然的系统理论，基本能适应古代社会造就人才、管理社会和士大夫安身立命的需要。又加之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