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弛，大氏低皆圣人，即以怪迂折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惑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谬于经。故时人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诸子争鸣，各家学说互相排斥。大多非议孔圣。他们用诙怪的巧说来挠乱人心，虽然都各自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但到底有碍于对真理的认识，这些人自以为是，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司马迁著《史记》，载六国、秦、汉初之事，是非标准与圣人和六经不同。扬雄为阐明正道，宏扬孔教，根据平时人们的疑问著成一书，结构仿《论语》，语言可为法则，故叫“《法言》。
扬雄著《法言》态度十分严肃，措辞十分审慎，当时即享有极高的声誉。或褒或贬，很有权威，大有当年孔子作《春秋》“一词之褒胜于华衮，一语之贬严于五刑”之势。蜀中隐德君子严君平、谷口郑子真就是因《法言》所载而知名当代、流传后世的。有位富豪希望留名，就贿赂扬雄希望笔之于书，被扬雄严辞拒绝。《论衡·佚文》云：“扬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人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晁公武亦说：“《法言》称谷口郑朴子真、蜀人李仲元与严君平，蜀人闻之，有愿载名于《法官》者，雄谢之，虽林翁儒犹不得与也。”＇注＇林翁儒即林闾翁孺，扬雄文字学之师，扬雄只在《答刘歆书》中称说他，《法言》未及一语。可见其书取材之严，褒贬之慎。
由于《法言》如此严肃认真，又采用当时的语体文，故习之者众，声誉极高。班固说：“自雄之没至今40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法言》以其义正辞易，比《太玄》获得更多的读者，在东汉初年已十分流行了。
《法言》末尾说：“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勤劳则过于阿衡。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汉公即安汉公王莽，明在未篡之时。制舆服、兴学校在元始三年加莽阿衡，奏立辟雍在四年；“汉兴二百一十载”，自刘邦前206年汉中称王，至元始四年（公元4年），正好210年。可见《法言》作于平帝朝，成于元始四年。
扬雄还仿《仓颉》作《训纂》，亦在元始年间。《汉书·艺文志》：“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文字于庭中，扬雄取其中有用者作《训纂篇》，顺续《仓颌》，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训纂》是一部汉字单词字书，已佚，今有清人辑本，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是年朝廷曾更改十二州名，扬雄有《十二州箴》，当作于同时。
大约在这时，扬雄家遭不幸，痛失二子，为了归葬爱子于蜀，扬雄因此一贫如洗。桓谭《新论》说：“扬子云为郎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如前所引，《法言》说“苗而不秀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玄》文。”童乌当即所失二子之一，其亡当在元始四年《法言》成书之前。老而丧子，家道中衰，其晚景之凄凉可想而知。
五、无事自投阁 寂寞度余生
元始五年平帝驾崩，次年王莽居摄，三年后，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王莽以符命篡位，一时间，无聊文人，投机士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扬雄仍然不为所动，故未升迁。后因年老久未转官，才被升了一格——“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大夫仍是一个闲散的位置。据《北堂书钞》卷100引《扬雄集》所称扬雄官衔，知扬雄当时转官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无固定职掌。扬雄的工作乃是“校书天禄阁上”，是一个古籍整理工作者。可是由于他接受了王莽的提升，落得“莽大夫”这个不雅的称号。新朝时期，扬雄有时也作一些应景的文字，如新朝初立，他曾作过《剧秦美新》颂，这也是一篇颇遭物议的文章；又作过《琴清音》等音乐著作四篇，王莽当作《乐经》立于学官＇注＇。元帝后、成帝母、王莽姑母王政君死，王莽诏扬雄作诔＇注＇以悼之。等等。但他的主要精力仍是学术研究。
这时扬雄的学术著作主要有《续史记》和《方言》。《论衡·须颂》：“司马子长记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史通·史官建置》亦载：“司马迁既没，后之续《史记》者，若褚先生、刘向、冯商、扬雄之徒，并以别职来知史务。”又见《古今正史篇》。雄著《法言》时，即对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六经表示不满，他续史记的工作当在作《法言》之后。王充又说扬雄《续史记》“录宣帝以至哀平”，其著作时间自然不能早于衷平。当在王莽之时。
《方言》全称是《囗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盖系因循周秦派遣囗轩使者调察各地风俗语言的掌故，如前所说，扬雄《方言》书稿，最初得力于蜀人严君平和林闾翁孺。扬雄至京师后，又坚持数十年亲自访求各地方言俗语，随时加以整理。其《答刘歆书》说：“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资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27岁于今矣。”三寸弱翰即毛笔，四尺油素即油漆过的白绢记录本。扬雄常带着记录工具采访上计使者，记录各地方言，回家后再摘录下来。如此持续了27年，增增补补，一直没有定稿，也没有向外界公布。至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刘歆编《七略》，向他牵取《方言》稿本，扬雄才在《答书》中才将搜集撰著此书的甘甘苦苦，曲曲折折，原原本本地披露出来＇注＇。《方言》是一部记录当时全国范围内各地语言资料的工具书，是当时活生生的语言资料。对促进语言语音的统一，消除当时社会交往中的语言障碍，为巩固祖国统一奠定语言基础，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宋洪迈《容斋三笔》因《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怀疑扬对本书的著作权。后来也有不少人争相附和。细审各项记录，这种怀疑是没有必要的。一则扬雄《答刘歆书》明确记录了本书的撰著经过，而且明确告诉我们在刘歆编录时尚未定搞，扬雄拒绝借阅，刘氏《七略》不曾著录。后来根据《七略》删削的《汉书·艺文志》不载此书，是十分可能的。况且东汉博学淹通的著名学者应劭已在《风俗通义序》曰：“周秦常以八月遣囗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发明，犹未若《尔雅》之闳丽也。”与扬雄《答书》所载相合。东晋常璩《华阳国志》亦说扬雄认为“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卷十上）可见《方言》为扬雄之书，汉晋之间并无异说。何况《汉志》未录的西汉著作不在少数，我们正可借汉晋时期的其他材料加以补充，不能因不见于汉志就断为赝作。
此外旧史还载扬雄著《蜀王本记》，是关于古代蜀国的地方史。有人因《华阳国志·序志》称：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城子玄与谯周等人“各集传记以作《本记》”，认为《蜀王本记》乃严君平、阳城子玄、谯周等人所作，司马、扬雄只因文名极盛而被人假托，二人并未作《蜀王本记》。不过，也许各家都曾作《蜀王本纪》，正如《方言》，严君平“才有数千言”，林闾翁孺“颇有其书”，至扬雄乃集其大成。诸家之书，前后相承，而书名相同。只是扬雄的《蜀王本记》，不知作于何时了。
扬雄晚年，本欲远离政治，却偏偏遇上一次政治危机，害得他差点丢了老命。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刘歆之子刘囗制造符命，犯了王莽忌讳，被杀。审训时，凡涉及者，一概收斩，不用请示。因此牵连死者数百人。当时扬雄正校书天禄阁上，办案人员欲收捕扬雄。雄恐不免死于囹圄，从天禄阁上投下，几乎摔死。其原因只因刘囗“尝从雄学作奇字”，故受株连。多亏王莽发话，才饶了这个当年同僚的老命。刻薄的文士作歌曰：“惟寂寞，自投阁；爱清静，作符命。”袭用雄《解嘲》中语句，嘲讽他主观上希望远离政治、追求逍遥，客观上却难以摆脱现实的矛盾。
投阁事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