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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以后，“左”的倾向开始逐渐泛滥，贺也多次受到批判。迫不得已，只好远离哲学而埋头于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多次受到批斗，家被抄了三次，房屋被分占，大部分东西被拿走、烧毁，还被关进“牛棚”一年多，受尽折磨。后来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两年。对于这一切，贺以一个哲人独具的冷静与超然态度默默地忍受着。但却从未放弃过对学问的研究与追求和对党的信任。
粉碎“四人帮”之后，贺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作为学术界的著名学者，他不顾年老体衰，振奋精神，全身心地投入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学术活动之中。1979年6月，他作为中国社科院访日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去日本作学术访问，同年8月，又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行的国际黑格尔哲学第十三届年会；1983年10月至11月，他又应香港中文大学之邀，赴港讲学月余。所有这些学术活动，使得与世隔绝达十几年之久的中国学术界再一次与世界潮流汇合，并为世界所认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贺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由国内西方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组成，分别于1981年和1988年成立的“《黑格尔全集》编译委员会”（贺担任该会名誉主任委员）和“西文哲学名著研究编译会”（贺任名誉会长），为中国学术界了解世界、走向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是我国学术事业走向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参加大量学术活动，为推动和繁荣我国学术事业而积极奔走的同时，他并未停止手中的笔，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晚秋结出了累累硕果。他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集》（第四卷）、《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小逻辑》修订本相继再版；他还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哲学研究（尤其黑格尔哲学）的高质量论文。而1984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根据他早年的讲课纪录整理修订而成）和1986年出版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更被学术界看作是他一生哲学研究道路上的两座丰碑。此外，他还从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着想，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先后为西方哲学史专业培养出了5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黑格尔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所有这些成果，充分地反映了贺在新形势的鼓舞下，在学术领域里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风貌，和一个老学者对学术事业的无限热爱与不懈追求。
1986年10月10日至13日，为了纪念贺从事教学、研究工作55周年，国内外30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北京，举行了“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一方面对贺一生教书育人的学者生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对他的哲学思想及翻译、研究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系统的总结，并作出了科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这对于贺这样一位一生坎坷、历经磨难的老学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历经80多年的风风雨雨，路途坎坷，并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努力奋斗了一生的贺麟，眼看着祖国的学术事业日渐走向繁荣，终于感到可以放心地去了。1992年9月23日，在他过完90岁生日后的第三天，因病逝世于北京。
二、力倡新儒学 深情事陆王
贺麟在40年代初即明确提出“新儒家哲学”的概念，但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早期新儒学重要人物不同的是，贺氏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他没有系统阐发其哲学思想的专门著作，有的只是一些长短不一、深浅各异的论文，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正是藉着这两本论文集和《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我们得以了解贺氏哲学思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和立场。
贺氏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以对“新儒学”思潮的分析和总结为基础的，他认为，“新儒家”哲学代表了“五·四”以来哲学思潮的主流。他说：“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潮”，而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人就是推动这一主潮的得力人物。为此，他着力对他们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评析。
贺认为，梁漱溟的“新孔学”是五·四时期“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当代中国哲学》），而梁本人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他坚决地站在陆王学派的立场，提出‘锐敏的直觉，以发挥孔子的仁和阳明的良知”（同上）。贺指出：梁一方面倡导儒家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虽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框架，但却比较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思想，因而有别于当时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在贺看来，他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使人对整个东方文化的前途，有了无限的乐观和希望”，从而“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但贺对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评：首先，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梁先生注重的是文化问题，他发挥儒家陆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态度方面，很少涉及本体论及宇宙论”，而缺少了对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不免失之简单与粗糙；其次，梁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只是技拾许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因而其文化比较理论就显得较多经验的感受而缺乏严密的学理说明和逻辑论证。再次，梁虽大力提倡其直觉认识论，但他对“直觉”这一概念的界说及其内涵的规定始终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逻辑上有前后矛盾之弊。从现代新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贺对梁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种批评并非是否定梁的整个哲学体系，而是希望在批评的基础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备和更加精致的途径。
对于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哲学，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熊是近代以来“得朱陆精意，……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景独创之集大成者。”他认为：“新唯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以佛学元论开篇，但却不困于佛学；它不单讲本心，而且讲翁辟；不只讲本体，而且讲大化流行之用，故能“发挥阳明‘即知即行’的义蕴，提出作用不二，即流行见本体的说法，以为基础，这就是他超出‘离用言体，未免索隐行怪’、‘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的佛家思想的地方”（同上）。在他看来，熊十力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角度阐发陆王心学所建立的形上学，不但弥补了梁氏哲学的缺陷，奠立了新儒学形上学的本体论基础，而且与自己提出的关于“仁”的本体论，“仁”的宇宙观思想极相契合。至于熊氏哲学的不足之处，所言甚少，“独于‘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点，似少直接明白的发挥”。而这一点正是贺自己后来大加阐扬之处，并成为其新心学的核心。
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他认为，冯虽然深受英美新实在论的影响，但实际上仍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他指出：“冯先生认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必依照理，必依照气，这是承继朱子认事物为理气之合的说法。而冯先生复特别对于朱子几物莫不有理之说加以新的发挥”（同上）。他认为，新理学确实“有集中国哲学大成的地方”，而冯本人亦无疑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
但是，贺对冯的哲学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首先，他认为新理学有支离、拉杂之弊。他说：“我尝讲，讲程朱而不能发展到陆、王，必失之支离。讲陆、王而不能回复到程朱，必失之狂禅。冯先生只注意程朱理气之说，而忽视程朱心性之说，是讲程朱而排斥陆、王，认陆、王之学为形而下之学，为有点‘拖泥带水’……且与近来调和朱陆的趋势不相协合。”（同上）在贺氏看来，冯氏不仅排斥陆、王，而且也没有能够全面、正确的把握程朱，他取程朱理气之说而去其心性之学，无异于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显然，这种批评实际上包含着新陆王批判新程朱的意义，但又不全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