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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共同经划救上之策，哭并且决定由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出兵勤王。当得知袁不能举兵挟上清君侧时，康有为又想利用大刀王五和湖南会党发难。随即他又去拜访李提摩太，求见伊藤博文，希望通过列强来阻止西太后废立光绪帝，扼杀维新变法，但是都没有成功。无奈，康有为只好于9月20日凌晨出京，前往塘沽乘船逃走。21日，京师发生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六君子遇难，西太后下令通辑康有为。康有为历尽艰辛，先逃往香港，后又流亡日本，终于逃出了清廷的追捕。
在日本，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一起，继续从事营救光绪帝，拯救维新事业的活动。当时，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在日本，并且打算同康、梁合作，共同推翻满清。但康有为自认为受过光绪“衣带密诏”，地位毕竟与孙中山等人不同，加之在政治观点上也存在极大差异。康有为认为，只要推翻后党，救出光绪，中国就有希望，故他对陈少白明确表示，他不反对满清。“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革命逸史》）
1899年3月，康有为前往加拿大、英国等地。一方面积极策动英国政府向西太后施加压力，以求恢复光绪的帝位；另一方面则在华侨中加紧筹建保皇组织。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等人在加拿大宣布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一时间，保皇会在日本横滨、檀香山、澳洲和南洋一带华侨中发展很快，他们宣称，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致使“不数月间，入会者达数百万人，开会者凡数十埠地”（《康有为与保皇会》P5）。甚至孙中山兴中会的很多人，都被保皇会所吸引，形成了保皇党同革命党相互争夺力量的局面。在康有为的领导下，海外华侨中竟一度兴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维新救亡运动。
1900年，由于传说西太后准备废立光绪帝，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将兴师勤王提到了最主要的议事日程。此时，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八国列强军队侵略中国，天下大乱。康有为认为这正是兴师勤王的大好时机。于是他动员了所有的力量，以期一举成功。康有为亲自坐阵新加坡指挥，梁启超负责各地筹款与联络事宜，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在汉口设立自立军总机关，专事联络会党、策反清军工作，并预定于8月9日在长江各地同时起兵。康有为还希望得到列强帮助，吁请“各国联合救皇上复位”（《新党首领最后外交政策》）。但这场兴师勤王梦后来也竟成了一枕黄粱。
兴师勤工的失败，使保皇党的海外活动开始瓦解，保皇会的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华侨对保皇会的捐款热情也有所下降。康有为也陷入苦闷的思索中。以后几年里，他的主要活动仅限于游历日本、加拿大、英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地，并不时著书研究儒经，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此间，康有为最后完成了他生平最得意的“作品”——《大同书》。
这期间，正是反清革命大发展的时期，不少康门弟子也感受到了革命大潮的影响，觉得只有用激烈手段推翻满清，才能实现救国和改革社会的目的。如梁启超，这位康门大弟子，也开始高唱革命排满之论。而康有为仍顽固坚持自己的保皇立场，竭力宣传“用专制之权变法，乃今最适时之灵药”，认为革命将导致亡国（《康有为政论集》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位曾经是救国变法领袖的康有为，此时显然已经大大地落后于时代，而成为了革命绊脚石。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公开激烈地批判康有为的保皇论调。这一檄文，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巨大反响。1904年，孙中山也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人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历史正在抛弃这位不愿再前进的保皇派领袖。
1904年—1909年间，康有为周游列国，遍访欧美许多国家，继续寻找救国良药。这期间他写下了《欧州十一国游记》、《法国大革命记》、《欧土政俗总论》、《中西比较论》、《物质救国论》等。1906年，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为此，康有为也于1907年宣布将保皇会改为国民宪政会，并希望清政府能够允许他口国，“更效驰驱，共建大业”（《上摄政王载沣书》）。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赶跑了皇帝，实现了共和。这是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奋斗已久的成果，不少立宪派人士在革命大潮的影响下，也纷纷改变宗旨，抛弃清皇室，赞成共和。唯有康有为仍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坚决反对民主共和。康有为这个时候虽然无皇帝可保，但他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他认为，行“虚君共和”，可以防止革命和动乱。
1913年冬，流亡海外16年的康有为回到上海。这个时期他的主要活动是主编《不忍》杂志，出任孔教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帮助他校正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仍然坚持还是只有皇帝能够救中国，有时，他甚至还后悔当年他所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操之太急。正是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后来他竟然积极参予了军阀张勋的封建复辟活动，并且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赏头品顶戴，加恩在紫禁城内赏坐二品肩舆。这些活动，又使他这个保皇领袖，成为了“复辟的祖师爷”。
1918年，康有为曾通电呼吁南北停战，后又建议中国利用一战胜利之机，收回失去的部分主权；1919年，他通电支持“五·四”运动，指斥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径。1924年，他则故态复萌，打电报抗议冯玉祥将清废帝赶出清宫。为表示自己仍忠于“朝廷”的心迹，1927年，康有为不顾年事已高，还特地赶到天津“觐见”末代皇帝溥仪。1927年3月上旬，为谢溥仪为其70大寿的贺礼，特亲笔写下《赐寿谢恩折》表示“求戴高天厚地之恩，以心肝奉至尊，愿效坠雾轻尘之报。”（《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1927年3月30日，康有为逝于青岛寓所，享年70岁。康门弟子，中国著名艺术大师曾这样概括康有为坎坷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功过分明载史册，诗文彪炳胜当年。”
五、博论宏宏 光照寰宇
康有为不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改革派领袖，而且还是当时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先行者。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值得研究的贵宝遗产。
一）、哲学思想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从内容上看，它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影响与初起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在思想上的反映；从形式上说，它既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继续，同时又是这一古典传统在近代的终结。
1．宇宙发展论
康有为以“元”作为世界之本体，认为天地万物皆变，宇宙是元气物质无限演化发展的过程。
“……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人统物理焉。以诸天界，诸星界，地界，身界，魂界，血轮界，统世界焉。”（年谱）“元者，气也。”“凡物皆始于气，既有气。然后有理，生人生物者气也”（《万木草堂口说》）。由此康有为得出结论，“变者天道也”，“变”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没有运动变化，就没有天地万物的存在。而天地万物就存在于运动变化之中。“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俄国大彼得变政记序》）。康有为的这种宇宙演化发展观，就推翻了多少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社会发展论
康有为的社会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他别具特色的“三世说”当中。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尽管前后说法有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但它却包含了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即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它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进化的内在动力在于竞争。借公羊三世的“微言大义”，康有为详细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