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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强拜命，真如牵羊人屠肆耳。及既拜命，则不便再容易抽身，只得以老病之身许之君父，意欲得当以报君恩，以了生平耿耿之怀，是以有前日之疏。
既然入了朝廷；食了君家的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但犯颜直言吧，人家认为迂阔，不高兴，不说吧，又对不起自己作为孔孟之徒的良心。刘宗周就是以这种心情，勉强入仕。他始终认为，人心为祸之烈，皇帝躬亲庶务之非，必须自去其聪明，慎独用贤，昭世教以正人心，崇儒重道，始可救衰亡于万一。但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切，得不到皇帝的赏识。这时有人上疏说“刘宗周才谓不足而道学有余，主治未获经纶之益，甄士殊多砥砺之功”，于是刘宗周再次告病求归。行至德州，上《微臣身切时艰敢因去国之辙恭申慰悃兼附刍荛之献疏》，极言贤奸颠倒，任用匪人之祸，崇祯大怒，降旨：“刘宗周明系比私敌政，颠倒是非，姑著革职为民！”
政治上的失意，却换来了学术上的丰收。刘宗周从宦海漩涡之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投入讲学与著述之中。在他的学术主张中，“诚意”、“慎独”始终占据了重要地位。但直到这时，他才把自己关于《大学》“诚意”、《中庸》“已发”、“未发”的学说向学者系统地公开，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已臻于定型。
崇祯十一年（1638），刘宗周完成了《阳明先生传信录》一书的删定。他做这项工作的目的，是要纠正王学末流之弊，故选录他认为功夫最切近、最合于王阳明早年笃实精神的部分，并加了按语，反复辨析，澄清混乱。早在天启六、七年间，刘宗周就辑过《皇明道统录》一书，共七卷，体裁仿朱熹《名臣言行录》，首记平生行履，次抄语录，末附断语，褒贬俱出独见。该书对当世推为大儒的薛（王宣）、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人都有贬词，而对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木冉）诸人无间言。当时他特别推崇王阳明，说：
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治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日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日致良知。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静即动，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上即下，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注＇。
但是，因王阳明的学说与朱熹之说不无抵牾，且极力表章陆九渊，故有人疑“良知”之说或出于禅。刘宗周虽然承认阳明之学“从《五经》中印证过来，其为廓然圣路无疑”，但又说：“特其急于明道，往往将向上一几，轻于指点，启后学躐等之弊有之”。由于王阳明语焉不详，后学之人曲解了他的意思流入禅学，这在阳明弟子王畿（龙溪）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刘宗周批评说：“至龙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悬空期个悟，终成玩弄光景，虽谓之操戈入室可也。”操戈入室，指入禅门之室。如关于有名的“四句教”，刘宗周认为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为阳明的未定之见，平日虽曾说过这样的话，但未敢笔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王畿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批评说：
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玄。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注＇？
王畿“四无”说，认为“心是无善无恶的心，意是无善无恶的意”，将心中本来具有的“意”的至善品格抹杀了，只剩下一个空寂虚无的心，这样，就堕入了禅学，使“致良知”三字没有了着落。
刘宗周虽然没有过多地对王阳明进行正面批评，但他认为王阳明在有些问题上语焉不详可能导致后学者误入歧途。因此，他极力辨解王阳明“似禅而非禅”。王阳明主张“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本身没有错，这正是儒家修养的正途，错的是他不知先天有止，却叫人在念起念灭时用为善去恶之力，终非究竟一着，故失之粗。
对于“四句教”，刘宗周认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对“意”的理解上。他多次说过。“阳明将意字认坏”，“先生解《大学》，于意字看不清楚”。如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刘宗周认为应该改为“有善无恶心之体”。因为“意”为心体，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性的好善恶恶的潜能，应该是纯粹的善。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则错得更远。因为“意”是超越动静的“至静”，它是不动的，是“未发”，动的是“念”。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第四句“为善去恶是格物”虽然没有大错，但因大本已失，所谓“良知”，所谓“格物”也就徒劳无功。所以刘宗周总结说：
若心体果是无善无恶，则有善有恶之意又从何处来？知善知恶之知又从何处来？为善去恶之功又从何处起？无乃语语断流绝港乎＇注＇！
王畿从王阳明“四句教”中推论出“四无说”，就与禅学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刘宗周又对禅学进行了批评。他说：
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无知则无物，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注＇。
对禅学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王畿等人的批评。他认为禅学、儒学虽然都在谈“本心”，但禅学之“本心”没有任何内容，是虚寂，而儒学之“本心”中有“意”这种超越的至善存在。所以两家在认识心的本体上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在功夫上也是截然不同的。禅学的功夫是觉，通过顿悟去觉此心之空，万事皆空；儒家则强调“格物”的功夫，由格物而有三纲领八条目。王畿的“四无说”，以党育性，一觉无余事，是率天下都是禅，因而背离了儒学，甚至也不合王阳明的原意。刘宗周主张将“四无说”改为“四有说”，即：“心是有善无恶的心，则意亦是有善无恶之意，知亦是有善无恶之知，物亦是有善无恶之物。”这样，就解决了本体与功夫之间的关系问题，划清了儒与禅间的界线。
除《阳明先生传信录》外，刘宗周还撰定了《经籍考》、《古学经》，辑《古小学集记》、《古小学通记》，并著《原旨》、《治念说》。这些学术活动的目的，都是与他的学术主张密切相关的。
四、决此一朝死 了我平生事
崇祯十五年（1642），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尽管刘宗周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他还是去了。入朝后，刘宗周多次上疏，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注＇，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在关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争论中，刘宗周的主张更暴露出当时儒学已经缺乏应变能力。崇祯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打算用汤若望制造火器，希望利用西洋的先进技术，解决内忧外患问题。如果崇祯此举能顺利进行，也许中国可以从此由冷兵器时代进入火器时代，并由兵器制造业引发一场工业革命，甚至中国近四百年的历史都要重写。但是，刘宗周坚决反对重用汤若望，更坚决反对制造火器。他说：“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他把汤若望看成异端之人，请崇祯“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注＇他坚持“仁义”说，反对革新兵器，更拒绝接纳西洋的天主教。表明儒家传统已失去了宽宏大量的开放精神，这也许是近四百年来中国落伍、中华文化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