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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 编者:舒大刚-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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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栻的著作经朱熹审定的有《南轩文集》44卷刊行于世;还有《论语解》10卷,《孟子说》7卷。清康熙年间由无锡华希闵重刊,道光年间又由陈仲详将《南轩文集》和《论语解》、《孟子说》合刊为《张雨轩公全集》或称《南轩全集》。

                     三、发挥程氏理学  阐述天人精蕴

    人们历来认为,朱熹继承二程理学,并使之发展成为更加丰富更加完备的思想体系,从而集其大成,事实的确如此。然而,从朱熹和张栻的学术交往来看,他们是互相促进的。《宋史·道学传序》指出。“张栻之学,亦出于程氏,既见朱熹,相与,约,又大进焉。”另一方面,朱熹对张栻也很敬服,他认为张栻对他“多有启益”,并且说:“使敬夫而不死,则其学之所至,言之所及,又岂予之所以得而知哉!”(《南轩文集序》)。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58《南轩学案》的按语中说:“朱子生平相与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惟于南轩为所佩服。一则,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由此可见,朱熹的成就,也是同张栻分不开的。遗憾的是张栻早亡,其成就当然不及朱熹博大精深。然而他对理学的发展史上仍作了重大的贡献。

    张栻的理学思想基本上是沿着二程思路前进的。他对理学的发挥又具有自己独自的特点。

    (一)在宇宙观上,张栻一方面强调“太极”是宇宙的本原;一方面,又认为“心”是万物之主宰。

    首先,他论述了“太极”(理)的本原性。他说:“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南轩全集》卷11《存需记》)又说:“太极者所以生生者也,曰易有太极而作用一源可见矣。”在这一点上,他和朱熹一样,完全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思想。认为太极的运动产生出阴阳之气。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所以太极是宇宙方物的本源。他强调“太极”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说:“所谓太极天地之性,语意未圆,不若云天地亦形而下者,一本于太极……有太极则两仪生生而不容焉。”(同上)根据什么说“太极”是形而上的呢?他在论述理与心、性、天命之关系时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理则同。”(《孟子说》卷7)这里肯定了“理”的本体性。同朱熹一样,太极和理是同等的范畴。是精神性的。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宇宙万物之本源。

    对于太极之理与万物之理的关系问题,张栻的观点同二程一致。只是表述有所不同。他说:

    盖何莫而不由于太极,何莫而不具于太极,是其本之一也。然太极则有二气五行,纟因蕴交感其变不齐,故其发见于人物者,其气禀各异而有万之不同也。虽有万之不同,而其本者一也,亦未尝不具于其气禀之内”(《孟子说》卷6)

    其所以为万殊者,固统于一,而所谓一者,未尝不多具于万殊之中也。

    知太极之有一,而不知物物各具太极也(《全集》卷29)

    由此可见,在太极(理)与万物之理的关系问题上,张栻以为,虽因气禀不同而有万殊之异,然而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统一于“太极”的,而作为总体的“太极”又各自“完具于”一个太极。同朱熹一样坚持了“理一分殊”的观点。

    在理与事物的关系上,张栻主张理在事先,是事物之所以然。他说:“有是理则有是事,有是物。”(《孟子说》卷6)又说:“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同上)这个观点同程朱完全是一致的,是由他们的理本体论引申出来的。

    其次,他论述了“心”的主宰性;

    值得注意的是,张栻还认为“心”也具有对万物的主宰性。他说:

    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全集》卷十二)

    盖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生也,则万理森然而万事之纲总摄于此。(同上)

    人心也,中性立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全集》卷29)

    既主张理的本原性,又强调“心”的主宰性,说明在张栻的宇宙观中客观唯心论与主观唯心论兼而有之。张栻把主观精神的“心”提高到了与“太极”或“理”同为“万物主宰”的地位,这与程朱是有所区别的。程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心”的主宰性,但他们不认为“心”是事物的“主宰者”。朱熹说:“心因是主宰,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朱子语类》卷1)因此,程朱讲的“心”的主宰性,仅仅指的是对性情的主宰性,这就是他们讲的“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说。这说明,张栻在“心”的主宰性问题上表现了与程朱理学相离异的倾向,而与陆九洲有相似之处,主张具有“心”和“理”等同论的思想,陆则干脆讲“心即理也”。

    最后,认为“人心”即“天理”。张栻的“心”“理”等同论具体表现他的“人心”即“天理”论中。他说:

    仁,人心也,率性主命知天下而宰万物者也,……诚能存而识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及其至也,与天地同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变化莫测。”(《全集》卷10)

    在这里,他把“心”和“仁”说成是二而一的范畴,只要能扩充发展挥心的作用,就可得到仁之大体,再加以扩充发,使之达于极至,就可以与天地同德了。就这样,主观的“心”就和“天理”相一致了。他又说:“乐天者,安天理也,畏天者,钦天命者也,其仁如天,则天下孰不归之。”(《孟子说》卷1)

    以上这些思想,是对程颢《识仁篇》的进一步发挥。程颢说:“学者需是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宋元学案》卷13)又说:“克己复礼之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宋元学案》卷50,《南轩学案》)张栻和历来的儒家学者一样,把仁看做是封建道德的最高境界,他又通过对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阐发,说明了“仁”是“人心”的体现,其实质就是“天理”。这样,他通过“仁”这个中间环节,把“人心”和“天理”融为一体了。

    (二)在认识论上,张栻发挥了二程的“格物致知”论,并对知行关系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张栻的格物致知论大致和一般理学家相同,但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总起来说,张栻的格物致知论是以性善论为基础,以“去人欲,存天理”为目的。在认识的来源、对象上强调“知吾所固有”,在认识途径上主张通过内省“格心之非”。他说:

    所谓讲学者,宁有他术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全集》卷15)。

    立者所以立其身也。所知者,实之在己者也(《论语解》卷2)。

    这是说,研究学问之目的是为了致知,知从哪里致来?回答是知为自己所固有,所以知应从自己身上下功夫。所以,他说:“圣贤易为而可至哉?求之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其则盖不远心之所同然者,人所固有也。”(《全集》卷2)因为我心与圣贤之心同,故求为圣贤只须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去下功夫。故他又说:“义理存乎吾心者,不可泯灭,盖学者求诸由此而已。”(《全集》卷9)明白地说,致知就是要去认识自己心中的义理。这里的“义理”本来指讲求经义、探究名物的道理,然而按照陆九渊“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思想来说,自然是“义理存乎吾心”了,朱烹也说:“盖人心至灵,有什么道理不具在这里”。(《朱子语类》卷14)大凡道理,皆我自己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只是知得我的道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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