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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易通》的《礼乐》章中，周敦颐论述了礼乐问题。他第一次把维持封建制关系的“礼”提到了“理”的高度说：“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得其理然后和。”礼乐的作用是维护封建秩序，这就是把礼作为规范人的思想的工具，把乐作为调和人际关系的工具，从而达到使这个社会既有等级秩序，又能和谐统一。上述思想被二程、朱熹等理学家进行了继承发挥，又把“礼”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天理人欲之辨”，应该说是由周敦颐开其端给的。
五、理学开山 启旷世儒学新风
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派形成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经受了多次的严重考验，但它始终能够延绵不绝地发展下去。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能够顺应一定的时代要求而进行自我更新。儒学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本身就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即强调交易。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仁二朝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承接了韩愈的“道统说”，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更新活动。黄百家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即胡瑗），泰州孙先生（即孙复），祖莱石先生（即石介）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他们在学风上不重训诂而着重探讨义理，揭开了借用儒家经典来建造自己理论体系的序幕。
又《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有黄百家一段案语：
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
这个案语指出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之学的人，他打破了理学家所谓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新昌盛起来，重放光明，这段评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周敦颐在其生前的学术地位并不太高，只是由于他开启了宋代新儒学的一代新风，故其影响越来越大。南宋初期的胡宏说他“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其功盖在孔孟之间”。他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作用之大。
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三位先生在《宋明理学史》中的一段话，用以结束对他的论述：
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对尔后七八年的学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太极图·易说》、《易通》成了理学不刊经典，甚至比作《论语》、《孟子》。周敦颐在宇宙论、性论、道德论、教育论、政治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主静、鬼神、生死、礼乐、诚、无思、无为、无欲、几、中、和、公、明、顺化等等，为尔后理学家所反复讨论和发挥。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的地位，早已成为定论，其历史影响非常深远。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道学传》。
2．《周濂溪集》。
3．《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
4．《宋明理学史》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 人民出版社版
5．《中国历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三卷上 齐鲁书社出版
6．《试论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哲学思想》（马振择《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史林宗匠 司马光
（1019——1086）
一、生于贵胄之家 勤奋好学忘寝餐
司马光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学人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其家世代贵胄，远祖是西晋皇族平安献王司马孚，原籍河内（今河南沁阳）。司马孚之裔司马阳，是北魏的征东大将军，死后葬于陕州夏县涑水乡的高堠里，其子孙便于此地家居，因以为籍贯。此后这个家族的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司马光的高祖司马休，曾祖司马政、伯祖司马炳皆因五代战乱没有做官。到了北宋初年，司马光的祖父司马炫又考中了进士，当了官。司马炫虽然只做过县官，但却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人，此人“以气节著乡里”，他在陕州富平县为县令不久，就使“境内大治”（《富平县志》卷7）。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官居四品，位至天章阁待制，“以清直仁厚闻于天下，号称一时名臣。”（苏轼《司马文正公行状》）司马光的堂兄司马里，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太常寺少卿。
司马光的先辈和堂兄六七人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多是好学之士，爱好诗文，其家族世代书香，“笃学力行”，是一个具有文化传统和学问素养的文明家族。他自小就受到了很好的薰陶。司马光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贵胄之家和书香门第，又是在品行端方，为官清廉，很有素养的父亲严格培育下成长起来的。
司马池对子女的家教很严，他有3个儿子，司马光最小，但他并不溺爱，从小就注意从多方面进行严格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诚实、节俭和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有一次，司马光想吃青胡桃，姐姐给他剥皮，没有剥开，就走开了，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仆先用开水汤了一会儿，就剥开了，后来姐姐走来，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剥开的。这话被父亲听到了，便严厉地训斥他说：“小子何得谩语！”此后，他再也不说假话了。这时他只有五岁。许多年后，司马光做了官，有人问他待人律己以何为重？他答的是一个“诚”字，再问他从何做起，他说：从不说假话做起。由于他以诚为一生处事的信条，后来的朱熹说他是“脚踏实地之人”（朱高《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
司马光6岁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读书，还常常讲些少年有为，勤奋好学的人的事迹来鼓励他努力上进，使他逐渐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开始读书时，他不懂书中的意思，记得不快，往往同伴都背熟了，他还不会，于是他便加倍努力，不参加游戏活动，独自苦读，直到烂熟为止。他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贪睡眠，用一截圆木做枕，称为“警枕”。每天晚上，“警枕”一滚动，他便立刻起来，开始读书。7岁时开始学习《左氏春秋》，“大爱之”，刚听老师讲完，便讲给家里人听，“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寒渴暑。”（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这样，他到15岁时，便“于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两汉风。”（同上）并且学得很扎实，以至“终身不忘”。到成年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尽量不放过一点学习时间，甚至在马上，或夜不成寐之时，他不是读书，就是思考问题。
他在学习上不只是死记硬背，更能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坚持了“朝诵之，夕思之”的诵读与理解并重的方法。司马光从勤读善思中产生了学习的癖好，这在他后来的一首诗中写道：“圣贤述事业，细大无不实，高出万古表，远穷四海端。于中苟待趣，自可忘寝餐。”（《传家集》卷2）由于他勤于思考，很早就表现出自己的聪明和才华，在他7岁时，一天同几个小孩在院子里玩，院子里放着一日盛满了水的大缸，伙伴们正玩得高兴时，一个爬上大缸的小孩不小心掉入了缸中，其他的小孩看到这种情景，吓得纷纷跑掉。这时，只有司马光十分冷静，他搬起一块石头，击破大缸，水流出来后，那小孩便得救了。这件事很快被传布出来，有人把它画成《小儿击瓮图》，在京都（开封）、洛阳一带广为流传。
司马光的家庭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