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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真地、勤勤恳恳地学习了那个现实生活的书本，同我以前研究、经验和思考的结果作了比较。
结果是（那是我所想望的）提出了一个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不管它可能还显得怎样地不够完整，却并不是建立在空洞的世界主义之上的，而是以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为依据的。它提供了使理论与实际相一致的手段，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为每一个有教育的入所理解。政治经济这门科学，过去由于学者们的过分夸张，由于其间的矛盾百出，由于名词使用的全不正确，人类的正常意识曾被它所迷惑。
我要说明一点，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我曾一度有些迟疑不决，是否应将我的学说体系称作自然体系政治经济学，有一位朋友从旁劝阻，他说有些粗心大意的读者对这个名称难免要发生误解，认为我这本书所说的只是变相的重农主义。
流行学派对我曾加以诽谤，说我所想望的只是恢复所谓重商主义。但是读这本书的人会看到，在我的理论中对于那个备受责难的重商主义体系只是采纳了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它的谬误之处则一概摒弃；就是关于所采取的那些有价值部分，采取时的依据也与所谓重商主义学派完全不同，是以历史与事物本质为依据的；我又就那些来源中关于世界主义学派所一再竭力主张的论点初次作了驳斥，关于那些以空洞的世界主义、意带双关的名词的使用以及不合逻辑的论证为依据的一系列推论，初次加以揭露。
这里对于各个作家或整个学派的意见和著作加以驳斥时，如果所使用的言词有时显得过于激烈，那么要晓得这并非出于个人的狂妄夸谩。我认为我所驳斥的一些见解是有害于公众福利的，因此必须加以严厉的抨吉。而且声望卓著的作家，他们错误的危害性比声望较差的更大，因此对于这些人的驳斥就不能不更加严厉。
各方对于我的批评有些是耿直的，并不是轻率的，例如关于论证时要点叙述的重复，对这方面的批评我应作一些解释。凡是研究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在这门科学里，所有各个论点总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与其听任某一点含混过去，不如把它重复十次，这比避免重复的办法要好得多。我没有仿照时下的风气多所引证。但是可以说，我所读到的多于我所引证的何止百倍。
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深切感到，在我的作品里可能发现许多缺点；不仅如此，就是让我自己现在来重写一遍，有许多地方也许还可以写得好些。我唯一感到高兴的是，情形尽管是这样，在这本书里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东西是新的，是千真万确的，而且特别对于我的祖国，德国，多少是有些利益的。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第一编 历史 第一章 意大利人
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工商业方面所处地位，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象意大利那样有利的。粗野横暴的行动并没有能完全摧毁古罗马的文化和文明。那里的耕作方法虽然拙劣，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广大人民产生了丰富的食料。最不可少的艺术和工业，仍然象古罗马地方自治制度一样地保存着，很少受到破坏。沿海一带渔业发达，到处都足以培养海员，沿意大利漫长海岸线的航运使它内地运输投备不足的情况大大地获得了补偿。它与希腊、小亚细亚、埃及相近，海上交往频繁，使它对东方贸易获得了特有便利，这类贸易以前范围虽不广，是经由俄国与北方的各国进行的。由于这样的商业活动，意大利就势所必然地获得了希腊从古代文化保存下来的许多知识、许多艺术和工业。
从意大利各城市在鄂图大帝（othotheGreat）下获得解放时起，就证明了在历史上今古相同的一个公例，自由与生产事业两者总是分不开的，虽然它们出现的先后往往有参差。不论在哪里，如果工商业有了发展，我们就可以断定，在那个地方自由的获得已为期不远；否则，如果自由的旗帜已经在那里飘扬，也就可以断定，那里的生产事业迟早将获得发展。个人如果获得了物质或精神上的财富，他就要想把他所获得的遗留给后代，就必然要努力争取这方面的保证；否则如果他已获得了自由，他就必然要倾其全力来改善他的物质和精神状态。这样的演变是再自然也没有的。
自从古老的自由国家瓦解以后，意大利城市那种自由、富裕的社会的灿烂景象，就再度涌现于世界舞台。许多城市，许多地区，先后上升到了繁荣状态，并且由于十字军活动，在前进道路上更加受到了强有力的刺激。十字军战士以及他们装备和军需的运输，对意大利说来，不但有利于它的海运事业，而且提供了一个大好机会，使它与东方建立了商业关系，从而传人了许多新的生产事业、新发明、新植物品种，还使它学会了许多新的享乐方法。另一方面，出于同一原因，封建统治的压力趋于衰弱，在许多方面势力减退，这就使城市和乡村土地耕种两方面都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佛罗伦萨，次于威尼斯和热那亚，它的工业与货币兑换业的发展特别显著。当十二及十三世纪，这个城市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已经十分发达，这些行业的同业公会是参与国家政务的，共和国就是在它们的影响下组成的。单单一个毛织业就拥有二百个工厂，年产毛织品八万匹，原料是从西班牙输入的。此外还从西班牙、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输入未经加工的毛织品年值三十万金季尔盾（gulden），在佛罗伦萨加工以后再转运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佛罗伦萨是意大利全境的金融中心，有八十个银行机构。它的政府岁入达三十万金季尔盾（合我们现在的货币一千五百万法郎），比那个时候那不勒斯或亚拉冈（Aragon）王国的收入要多得多，比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不列颠和爱尔兰并计的岁收也还要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在十二与十三世纪时是具有国家经济繁荣的一切因素的，在工业和商业方面都远远胜过其他一切国家。对别的国家来说，它的农业和工业是起着示范作用的，是仿效的动力。它的路政、运河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它的银行制度、航用罗盘、改进的造船技术、汇兑制度，还有许许多多极有用的商业习惯和商业法规以及市政和政治制度的大部分，都是独步一时的，文明世界在这些方面都是沾了它的光的。它的商业、海运和海军在南部海洋一带是占绝对优势的。实际上它据有全世界的贸易，因为除了比较不重要的一部分贸易在北部海洋进行外，贸易的主要活动领域当时是以地中海与黑海为限的。它以工业品、奢侈品和热带产品供给一切国家，一方面向它们购入原料。但是意大利这样煊赫一时，却独独缺少一件东西，因此使它不能达到象今天英国这样的地位，因为它缺少了这件东西，所以一切别的繁荣因素都如风卷残云，一霎时化为乌有了；它所缺少的是国家统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和统治势力并不是作为一个团体中的成员而存在着的，而是象独立的国家那样，一直在进行着互相残杀、互相破坏的。它们一方面对外进行着战争，一方面各自的内部也进行着冲突，民主、贵族、专制各种势力更迭起伏。这类冲突对于国家已具有莫大的危害性，但是由于外邦的侵凌，由于内部教门势力及其破坏影响而危害更大，从而使意大利各自为政的集团相互间形成了两个敌对派别。
意大利怎样自取灭亡，从它沿海各邦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例如阿马斐（Amalfi），起初是既强且盛的（从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它的船舶遍布海面，意大利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所流行的全是它的货币。它所拟具的海上法是最切实用的，当时地中海各口岸都以此为准绳。十二世纪时它的海军势力为比萨所摧毁，而比萨又亡于热那亚之手，然后热那亚自己组织了一百年的斗争，终于被威尼斯所屈服。
威尼斯本身的倾覆，似乎也是间接由于这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如果意大利的海军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那就不但足以维持它在希腊、小亚细亚、爱琴海以及埃及一带的优势，而且它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