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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实，否定生活，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对日后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颓废派在反功利主义的口号下，一直是同十九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1840年雨果在《诗人的任务》一诗中，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不应逃离社会，独善其身；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责。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全面提出现实主义的纲领，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大量选择军官。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二十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红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观和幸福观。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主人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和于连一样，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也企图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拥护七月王朝。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他父亲叫他从军，他同于连相反，对从军不感兴趣。在镇压工人起义时，他遭到工人的仇视，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径，于是他放弃军职，当了政府职员。官府见闻也使他厌恶。他又经历了一些活动，一直徘徊动摇。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内容和格局同《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有类似之处。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简明精确，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他的心理描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奥诺瑞·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资产者。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习。1814年，他去巴黎学法律，曾先后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当律师，但是巴尔扎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1819…1820年间，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不到四年（1821…1825）写了将近四十种，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其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从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