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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伏尔泰和卢梭自始至终停留在自然神论的水平，狄德罗却从自然神论走到无神论。关于社会制度，几乎所有的启蒙作家都不触动私有制。卢梭虽然揭露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要求用法律限制财产集中。唯有梅里叶、摩莱里和马布里提出了取消私有制、平均分配土地的空想共产主义。
尽管启蒙作家意见分歧，甚至在某些人之间发展成为仇隙，他们却曾经一起合作，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百科全书》编写工作（1751…1766），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为这部著作撰过稿。“百科全书派”可以说是“启蒙活动家”的同义语。《百科全书》总结了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创造发明和成就，它是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进步思想指导下编写的一部反封建、反教会的巨著。它的编写和出版不断受到封建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和禁止。由于主编人狄德罗的努力坚持和进步力量的支援，终于全部完成。
查理——路易·德·斯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生于贵族家庭，叔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专攻法律。他当过律师和法院顾问，1716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在工作中，他认识到封建法律是为王权服务的，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作到真正公允。1721年，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荷兰出版，未署名。这部作品立刻风行一时。1728年，孟德斯鸠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开始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年他发表一部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是1748年出版的。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讽刺作品。它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 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指出决斗和财博等的危害性。它嘲笑资产阶级羡慕贵族地位，出钱雇人替自己伪造家谱，“清洗祖先的名声”。有四、五封信是直接攻击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第三十七封信谴责他喜欢诌媚、培养伪善、奢侈浪漫，好大喜功。有些信描写摄政王时代的财政总监约翰·劳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使全国经济陷于破产，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作者对罗马教皇权力提出怀疑，说他只是一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烧香，无非因为习惯如此。第二十四封信说，教皇是一个最强有力的魔法师，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硬要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孟德斯鸠说，《圣经》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他谴责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主张宗教应当有容忍精神。第十一至十四封信中的穴居人的故事阐述作者的理想社会，把宗法式生活美化为圆满幸福的生活。
《波斯人信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波斯贵族的生活。作者通过波斯故事影射法国的专制暴政，同时那些受压迫被摧残的波斯妇女和阉奴。他借波斯贵族郁斯贝克的妻妾之口，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私有财产，她们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孟德斯鸠把他的作品写成波斯游客的通信，其用意是要掩护他对封建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逃避审查制度的迫害。十八世纪法国出版过很多东方游记和书信集，介绍这些国家的风俗人情，受到读者欢迎。这也是孟德斯鸠采用这种形式的原因之一。《波斯人信札》没有完整具体的情节，只是叙述一些零星故事，谈论一些人物，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它为十八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
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在《波斯人信札》里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迫害的进步思想，而且也因为他写了《论法的精神》。这部社会科学著作费了他二十多年的工夫。他首先阐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专制政体是最反动的政体，不仅因为它用暴力统治国家，剥夺人民的自由，还因为它本身是愚蠢的政体，需要愚蠢的被统治者，也需要愚蠢的统治者。在本书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家所接受，并反映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里。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青年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他推崇梅里叶的《遗书》，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际场所，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他年少气盛，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一度被驱逐出巴黎，后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1725年，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法国。1726…1729年，他住在伦敦，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文学与戏剧，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回国后，他发表《英国通信集》（1732），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各方面的成就，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传播自由平等思想的种子。这部作品被反动政权宣布为禁书。1750年，他接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访问柏林。他发现他想象为开明君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国王，这加深了他对专制暴政的憎恨。这一时期，他和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活动家接近，为《百科全书》写稿，这些文稿后来收在他的《哲学辞典》（1764）里。1755年起，他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他和欧洲各国人士通信，接待他们，并且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尽管他在启蒙运动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却比狄德罗、卢梭等温和保守。在政治上，他主张开明君主制；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他批判教会，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也应该虚构一个，”用来约束人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私有制。
伏尔泰是多产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他的愿望是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成为一个不朽的悲诗人。他的第一部创作是悲剧《俄狄浦斯》（1718），以后所写的绝大多数剧本也是悲剧。他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观点。他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从古典主义趣味和民族偏见出发，说 《哈姆莱特》“是一部粗糙野蛮的剧本，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最低级的民众也忍受不了”。他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已丧失了拉辛悲剧的热情，只是冷冰冰的“五幕谈话”。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又主张适当地采用莎士比亚的一些手法，来加强戏剧效果。他决心改革，于是在他的悲剧中出现了鬼魂，响起了炮声，罗马元老穿上红袍，匈奴人和鞑靼人戴上铁盔。但是，他认为将古希腊、罗马文学当作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仍然有效。他的悲剧情节虽然比较复杂，却并不违背三一律。在戏剧艺术形式上，他的悲剧尽管有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保守的。
伏尔泰的悲剧形式上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布鲁图斯毫不犹疑地对他判处列刑。他的儿子被处决后，他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