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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北欧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造船、航海、伐木和农业方面有显著的进展，资产阶级先后参政。1848年，在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北欧农民运动高涨，丹麦资产阶级为了转移视线，摆脱国内的危机，企图向外扩张领土。1864年爆发了丹麦和普鲁士的战争，丹麦战败，失去若干领土。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北欧政治和经济上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引起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在这个基础上，北欧出现了一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一潮流的理论家是丹麦的勃兰兑斯。
盖奥尔格·勃兰兑斯（1842…1927）于1871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发表激烈的演说，高度评价十九世纪西欧的文学成就，以此作为效法的榜样，并猛烈抨击丹麦文坛。这些演讲后来集成《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出版（共6卷，1871…1888）。
勃兰兑斯尖锐地指出，丹麦文学处于惊人的停滞状态，比西欧各国落后了四十年；它的某些特征对社会进步是有害的。丹麦文学具有淳朴的诗意，但思想上薄弱，缺乏变革的要求；这种文学充满了“非常抽象的理想主义，它不是以我们的生活为题材，而是以我们的梦想为题材。这种理想是对现实的逃避”。勃兰兑斯认为，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丹麦作家大部分是官员、牧师和大学教师，他们受官方思想和神学的束缚，只能写出一些毫无生气的作品。勃兰兑斯大声疾呼，要求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在文学上造成一个“近代的突破”，他指出：“文学要有生气，就必须提出问题来讨论”，他为北欧文学提示了前进的方向。
勃兰兑斯的激进民主主义文学观震动了北欧，他虽然不断受到攻击和迫害，这些思想却迅速地传播开来。丹麦的雅科布森（1847…1885），挪威的易卜生、比昂逊（1832…1910）、加尔伯利（1851…1924）、李（1833…1908）和基兰德（1849…1906）等人纷纷起来响应，一时形成了一次强大的文学运动。他们一反北欧浪漫派脱离实际的倾向，热烈关心现实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当时的妇女地位和所谓道德良心问题，对中小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暴露和批判。他们反对因循守旧和假仁假义的道德习俗，提倡独立思考。但是，这些作家虽然对社会不满，但他们最高的口号仅仅是“提出问题来讨论”，没有明确的纲领，因而使这场运动受到各种思潮的影响，发生分化，后来他们大都转到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方面去了。
这个时期，丹麦哲学家基尔克郭尔德对文学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梭伦·基尔克郭尔德（1813…1855）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人的存在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人因为生活的挫折和死亡的结局而永远处于绝望之中；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也是荒谬而不可解释的，任何科学都不能说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因此，他反对执着于世俗世界的生活态度，既反对声色名利或道德伦理，又反对信奉科学，追求知识和理性。他提出存在主义的价值标准，强调充分认识人的绝望的生命条件，以荒谬的态度对抗荒谬而充满敌意的世界，选择痛苦的激情的生活，从而使绝望转化为幸福，把自己奉献给人所同样不能感知的上帝。同时，基尔克郭尔德又宣扬真理的主观性，主张维护“自我”，形成“强力个性”，按独特的个人意志生活。基尔克郭尔德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条件夸大成为人类永恒的生存条件，否定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和通过革命变革取得更大进步的无限的可能性。存在主义也绝不是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生活准则，它事实上浸透了冷酷而不负责任的唯我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家是挪威的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出身于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破产后在药店当学徒。1849年，他在欧洲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开始创作，前后写了二十五部剧本。
易卜生的早期创作属于挪威的浪漫主义文学流派。在五、六十年代，他写了《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7）、《赫尔格兰德的勇士》（1857）、《觊觎王位的人》（1863）等戏剧。这些剧本取材于古挪威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复活了挪威人民熟知的古代英雄如英格夫人和霍尔恩，把现实斗争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在人民心中激起奋发的爱国主义精神。
1864年，丹麦被普鲁士打败，挪威统治阶级不支持丹麦，使易卜生感到失望，他离国出走，长期居留意大利和德国。挪威政治家的虚伪使他看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的欺骗性。自此以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个性的解放，提出了“精神反叛”的口号。1866和1867年发表的诗剧《布朗德》和《彼尔·英特》是两部主题相互呼应的剧本，他借助于象征性的情景来表现“人的精神反叛”，发出模糊的“向高处去”的号召。
1877年以后，易卜生开始写作一系列“社会问题剧”，陆续发表《社会栋梁》（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这些剧本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妇女地位、道德、法律和市政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
《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娜拉是她的丈夫海尔茂的“小鸟儿”、“小松鼠”。海尔茂过去患过重病，娜拉出于真诚的爱情，瞒着他假冒父亲的签字举债救活了他。剧本一开始，海尔茂行将担任银行经理，得意洋洋。他打算辞退一个男职员，并应娜拉的请求把这个职位让给她的女友。但这个职员就是娜拉的债主，他以揭发娜拉的假签字相要挟，要求她替他保全职位，娜拉相信海尔茂会保护她，正像她为海尔茂冒险一样。她心中充满幸福的感觉，但她又不忍牵连丈夫，准备自杀，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料海尔茂知道原委以后骤然翻脸，他呵斥娜拉断送了他的前途，恶毒地咒骂她是“下贱女人”，正在这时，债主受到娜拉女友的感化，退回了假字据。海尔茂顿时转怒为喜，声称自己的“翅膀宽”，要永远保护他的“小松鼠”。娜拉至此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原来是丈夫的玩物。她拒绝了海尔茂关于家庭神圣的宗教和道德说教，毅然出走，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
海尔茂是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正人君子”，有钱有势，也很疼爱妻子；娜拉贤良温柔，活泼可爱，一向以丈夫为自己的生活中心。但易卜揭开了甜蜜温柔的动人纱幕，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玩弄。娜拉一旦识破这种屈辱的地位，对于保护这种关系的宗教、法律和伦理道德都发生了怀疑。娜拉以做玩物为耻的态度和追求解放的决心具有积极意义。但她在深夜出走，外面一片黑暗，剧终前的最后一瞥也象征着娜拉的前途非常渺茫。
《人民公敌》通过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事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反人民的本质。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危险的传染病菌，主张重新改建矿泉管道。但是，这个建议会影响资本家的利益，遭到市长（他的哥哥）、报界、房主等有产者的激烈反对。医生不肯妥协，并且举办演讲会，想向市民说明真相，宣传自己的社会主张。市长却利用这次集会煽动听众，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医生是“人民公敌”。
易卜生选择事关健康的病菌毒害问题为题材，尖锐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丧心病狂的本性，也揭穿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质。易卜生用疗养区比喻他所处的社会，这个社会打着疗养胜地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散布害人的毒菌。
斯多克曼医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感到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