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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诛灭诸吕之乱，正是利用吕产军队吃晚餐之时，猝不及防地给其以突然
①
袭击，才击溃了吕产军队，从而夺取了吕氏军权 。
在秦代，南方的主食以稻为主，而北方的主食以粟为主。粟是黍和稷的
总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粟就是产量最大也是秦人最常吃的食品。秦穆公
① 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 年第10 期；吴曾德：《汉代画像石》，
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155～157 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97～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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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晋国大旱，向秦借粮，秦“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另
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仓律》所载，当时栎阳粮仓储粮“二万石一积”，
咸阳粮仓储粮“十万石一积”。其中仅粟一种就分为黄、白、青三项不同加
工种类收藏。秦国粟量之多可见一斑。秦人对麦的种植不感兴趣，因此，麦
子的种植和食用远没有粟普遍。以至到了西汉中期，仍然是“关中俗不好种
麦” （《汉书·食货志》）。
在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大小麦为最多，其次是粳稻、黍、粟；
北方草原地区以种植荞麦、高粱为主；西北高原地区以种植黍、粟为主；长
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最多。这种因地理气候的差异而形成的
几个不同作物区，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作物区种植的主要谷类
成为各作物区人民的主食来源。
汉代的饼是面食的通称，凡以面粉加工的食品，在汉代都是以饼为名。
各种饼的区别，往往由其加工方法或附加原料来确定，如蒸成的馒头和包子
等叫蒸饼，水煮的面条和面块等称为汤饼，烧成的大饼叫烧饼或炉饼，油炸
的叫油饼，加有芝麻的叫麻饼等。古籍中有关饼的记载首见于《三辅旧事》。
汉代人所食面饼，最常见的当为汤饼和蒸饼。汤饼为水煮的面片和面团，或
者是将蒸饼掰碎后再煮而成，现在的陕西人称为“泡馍”。当时的蒸饼未经
发酵，食后不易消化。由于汉代以前中国就有了不下五千年历史的蒸食技术，
所以面食很容易发挥甑蒸的长处而得以迅速发展，馒头便成了北方人的主食
之一，尤其是南北朝时掌握了发酵的技术以后更是如此。有人认为，这个传
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与西方饮食相区别的因素之一。西方蒸技晚出，烤技
发达，同样是面食，西方却以烤法见长，制出了面包。这一蒸一烤，甚至可
以看作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汉代的平民当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吃饼，依然要按更古老的“粒食”传统，
把麦子等谷类直接做成饭和粥来吃。这不仅省却了繁杂的加工程序，而且能
充分利用谷类，可以连带麦■皮食用。难怪一些官吏为了标榜自己清俭的节
操，也时常吃麦饭，史籍上往往还作为美谈加以记载。已佚的谢承《后汉书》
说：“左雄为冀州刺史，常食干饭；司马苞为太尉，常食漉饭；李固为太尉，
常食麦饭。”当官吃麦饭，有时还会受到赞扬。如孟宗在御筵上作呕，吐出
了上顿所吃的几粒麦饭，使皇帝感到十分惊讶，连连叹道：“至德清纯如此！”
名士井丹也好以麦饭为常食，有一次到权贵阴就家中作客，阴就命人以麦饭
①
葱叶相待。不过这次井丹却一反常态，偏要了盛馔享用 。
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饭有麦饭、粟饭、稻米饭等。麦饭即大麦米所做
之饭。《南齐书·刘怀慰传》载：刘怀慰任齐郡太守时，郡中有一人送一斛
新米为他。刘怀慰拿出自己所食的麦饭对他说：“旦食有余，幸不须此”。
《梁书·武帝纪》载，萧衍父亡，其在服期之内不吃稻米，只吃大麦，每天
只吃两溢。魏恶南北朝时期所见之饼，种类繁多，《晋书·何曾传》载：“……
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拆作十字不食。”《荆楚
岁时记》载：“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饼”。《齐民要术》中有“作
烧饼法”：“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合，豉汁及盐，熬令熟，炙之，面
当令起。”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1 册，台湾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129～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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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居住习俗
居住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环节和表现形式。从文献记载看，这一时期的住
宅上承春秋战国，变化不是太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正是所谓“两
汉堂室犹存周制”，“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所以有人在论及这一
时期居住状况时，往往以主要是反映春秋时期居住状况的《仪礼》的有关记
载为依据。但《仪礼》所反映的情况具有阶层与空间的局限性，它主要涉及
的是士大夫阶层住宅中的有限空间，即“《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
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於门、寝二者。然此特大夫、
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
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而厨、厕、仓、厩、
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所必具，决难付诸阙如。凡此数者，其配列结
构之状，无关昏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
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类居住之
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
相关，互为因果。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
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固
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①
因此，在论及这一时期居住状况时，应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有机地结
合起来。近年来在秦汉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大量遗址、画像砖、画像石、陶
屋及其他随葬品等，为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这一时期的居住状况提供了丰
富的形象资料。这些资料既涉及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涉及室内装饰和家具；
既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住状况，也涉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官僚、地主、
平民等的居住状况；既涉及住宅整体结构方面的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
也涉及住宅木架结构方面的穿斗式、抬梁式和井榦式等。以下择其要者进行
介绍。
（1）干栏式住宅
“干栏”即考古学与民族学中所谓“栅居”，一般用竖立的木桩 （柱）
构成底架，建成高出于地面的居室。过去只在出土的铜鼓图案中得见有干栏
的图案。干栏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和《北史》。现在在汉画像石、
画像砖里得到典型表现，时间上早于《魏书》、《北史》，形式上比铜鼓图
案更为逼真，是民族史上的珍贵资料。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考
古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干栏式建筑。《北史·蛮僚传》说：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说明它是从远古的巢居方式演变而
来的。云南民间传说《山树神的故事》一书说，远古之时洪水泛滥，很多人
无路可逃，被凶猛的山洪吞没了。但曾有几家傣族人因巢居于大树之上而幸
免了灭顶之灾。可见能防山洪也是干栏的独到之处。加之木构建房的工期短、
造价低，山区木材就近易得等原因，所以它受到南方、西周地区民族喜爱，
①
代代想传，在部分山区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