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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上海航线，‘让’给港龙航行。
“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使港龙实际上成了国泰的子公司，不仅违背了
成立的初衷，也解决了国泰当时难以克服的难题：与中国民航在内地和香港
航线上，濒临以失败为结果的争执。至少，国泰已暂时保持了其航行特权。”
包玉刚全部售出港龙股份，代价多少，并没有透露。
苏海文后来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的投资没有造成损失，分手也是好
的。”
难温银行家之梦
如果说投资港龙的失败，打破了包玉刚建立空中王国的美妙构想，那么，
投资渣打银行的失利，则使他重温银行家之梦彻底粉碎。
渣打银行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在1994 年中银正式发钞之前，
它是香港的两家发钞银行之一。
1986 年中，英国莱斯银行向渣打银行发起了敌意收购。
虽然莱斯银行和渣打银行都是英国银行，但渣打的业务主要在亚洲，在
香港又负责发行钞票，香港人已把它看成是香港的银行，对它有一份特别的
亲切感。
面对来自英国的威胁，以包玉刚为首的商人纷纷扮演“白骑士”，购入
渣打银行股权，协助渣打抗拒菜斯银行的收购。
当时，包玉刚斥资20 亿港元，购得渣打银行15％的股权。
有人认为，包玉刚此举带有怀旧心理。到香港之前，包玉刚曾有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任职于银行界，1949 年与父亲携数十万元到港，也曾有过开办
银行的念头，只因考虑到资金不足、香港银行业竞争激烈才作罢。在他的心
里，对过去的那段银行生涯始终是念念不忘的。当渣打银行遭遇困境时，包
玉刚便毫不犹豫地拔刀相助。
包玉刚对这次的投资是相当看重的。为了参与渣打银行董事会，他不惜
辞去了汇丰银行董事职位，避免利益上的冲突。
与包玉刚一起扮演“白骑士”的，还有当年与包玉刚争夺会德丰的星洲
大富豪邱德拔和澳洲富翁罗伯特。
当年邱德拔以过江龙身份收购会德丰，包玉刚沉着应对，最后不战而胜，
邱德拔无功而还。谁知一年后，他又卷土重来，与包玉刚携手合作，成为其
中一位“白骑士”，果真是世事难料。
无奈这两位来自星洲和澳洲的富豪，并未能逃过1987 年的股灾，因周
转不灵，被银行逼至破产收场，更加印证了“世事如棋”这句话。
包玉刚躲过了1987 年的股灾，却未能扭转投资银行失败的结局。
包玉刚收购了标准渣打集团15％的股权之后，成为“控制性股权”持
有人，比集团中任何一个股东的股份还要多，后来还担任集团的副主席。
然而事情没有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包玉刚的意见始终未能影响管
理阶层，而他增购股权的计划也没成功，包玉刚遂有些心灰意冷。
其后，渣打银行宣布供股集资，按包玉刚所占股权比例计算，他应供款
4600 多万英磅，于是，包玉刚决定放弃渣打的股权。他将部份股权出售，
套现1085 万英镑，第二年又以1 亿1 千6 百万英镑出售剩余股份。
这项投资，包玉刚在经济上不但没有损失，还赚了不少钱——因为后来
他利用英磅与美元的升高兑换率获利不少。
另外，不容置疑的是，在包玉刚参与投资渣打银行的那几年里，他的行
动和经验对渣打银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正如渣打的高级职员
所说的：“包爵士的介入，花费约两亿英磅购买股票来拯救渣打。”一些渣
打的核心人物还说，包爵士给渣打带来了“帮助我们谨慎从事的广泛经验。。
及长期间卓越的忠告”，“在接管（渣打）后和重组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但是，不管怎么说，包玉刚投资“港龙”和“渣打”，事实上都不是善
终的——正因为如此，在包玉刚半个世纪的商海生涯中，这两项投资是最有
争议的。外界的评介，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而包玉刚自己，亦多次承认这是两项失败的投资。
但是，一些知情者却提出另外一种新说法。他们认为，包玉刚先后退出
“港龙”和“渣打”，完全是基于个人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包玉刚
自80 年代初起就感觉到身体有些问题，他不能不为自己百年归老之后家族
的生意做一个妥善的安排——即哪些生意保留、发展，哪些生意应该放弃，
是他在80 年代后期必须考虑并做出抉择的问题，于是，经过权衡之后，他
放弃了“港龙”和“渣打”——这除了因为这两项投资获益不大以外，更主
要是这两家公司的关系较为复杂，发展前景不太明朗。但包玉刚作为一个传
统的中国人，这些原因不便明讲，于是换一种方式，以别的理由退出“港龙”
和“渣打”。
其中的详情，别人只是猜测，至于实情，则只有包玉刚本人和他的家属
成员才知道了。
第二十六章参政议政攀登人生新高峰
有人说，包玉刚一生中有三个辉煌的高峰：一是35 岁时以一条旧船起
家，建立了庞大的海上王国；二是打了两场漂亮的收购战，一举夺得两家
老牌英资机构，创造出一时无两的神话；三是重返大陆，涉足政坛，成为
沟通香港和中共领导层举足轻重的人物。
有人说，包玉刚一生中有三个辉煌的高峰，此话不假。
包玉刚35 岁发迹，以一条旧船起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上王国”，
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船王，这是第一个高峰。
进入80 年代，包玉刚减船登陆，以豪气十足的海派作风，打了两场漂
亮的收购战，一举夺得九龙仓和会德丰两家老牌英资机构，不仅创造了收购
史上一时无两的神话，也使盘踞于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的根深蒂固的英资洋
行闻风丧胆，这是第二个高峰。
包玉刚的第三个高峰，则是他重返大陆之后，涉足政坛，参政议政，成
为沟通香港和中共领导层的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多数的资本家，在其财富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无不对政治产生“兴趣”，
也许是因为政治上的成功比生意上的成功有更大的诱惑力，也许政治资本是
更宝贵的“无形财富”。对此，包玉刚也不例外。
包玉刚一生中，其实也没有当什么官。虽然他被认为是“九七之后最有
希望的第一位华人港督”，但他并没有等到那一天。说他“涉足政坛”，也
只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当一个副主任。但他却出钱出力，乐此不疲，
而他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无法估量的，他的实际影响已远远超于一般的政界
人物。
俱乐部里慷慨陈辞
早在1978 年会见邓小平回港后，包玉刚在多个场合讲话时，都谈到对
香港前途问题的信心。其中，1981 年5 月12 日，在与父亲包兆龙上京会见
邓小平的前夕，包玉刚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了一次讲话，表达了对香
港前途的乐观，认为“无须为租约问题过份忧虑”。
一开始，包玉刚就直截了当他说：
“由于1997 年问题越来越近，有关在香港投资的问题最近就不断惹起
讨论。尽管中国领导人就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声明——例如中共副主席
邓小平在英国外相卡灵顿勋爵最近到访中国时，就曾作出了口头上的保证，
但仍然有不少人关心香港的前途问题和对要求有关当局作出正式保证施加压
力。我个人倾向相信，中国政府通过言谈和行动上的重复强调，已尽了很大
努力，虽然在与条约有关的严格法律问题上仍然存有分歧，但那并不致影响
香港现时和1997 年后的实际地位。”
但是，包玉刚并不想担忧香港前途。他说：
“由于部分人士急欲要求看到香港问题的正式解决，我相信是可以找出
一些方法去克服这些看来是棘手（我以为这只是表面上）的分歧问题，或者
由双方作出法理上的认同表示。如果可以那样做的话，当然最好不过，但我
个人对两国政府最近就保持香港的现状所表示的关注和兴趣，已经非常满
意。找又相信，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要为一个十六年后的日子过分忧虑。”
包玉刚建议大家：“最好改变一下思想习惯，接受今天的现状，不再对
1997 年问题作无谓的担忧。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能够确保维持香港的现状，
同时激发起传统上对这个地方的信心，这又可反过来帮助香港对中国提供利
益，从而更能保证香港的前途。”
说到这里，包玉刚突然间引用起中国诗人艾青写的题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