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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迎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的春节。正月初一，北京城内大风呼啸，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当时人的描写是这样的：“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一些讲究迷信的官员以为是不祥之兆，占卜一卦，卦文上说，将有“暴兵破城”之灾。
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朱由检照例接受群臣的朝贺，实际上是一种拜年仪式。退朝以后，他也为正月初一这样的吉庆日子出现异样气象，十分担忧，只能乞灵于天，请来道士扶乩。沐浴焚香以后，他向上天祈祷：现今天下大乱，请求神仙下凡，直言朕的江山得失，不必隐讳。
道士作法一番，神仙的话语就出现在沙盘上了，居然是一首打油诗：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朱由检原本想听到一些吉利的话语，没有想到如此晦气，自讨没趣，一句话也不说，出去了。他没有料到，道士胡诌的“休想太平年”，竟然一语成谶。
就在同一天，在西安城内出现了“休想太平年”的异样景象。李自成称王，改国号为大顺，改年号为永昌，也就是说，把大明崇祯十七年改为大顺永昌元年，正式表明要和明朝分庭抗礼，改朝换代，取而代之。正月初三，李自成决定，长驱直入，进军北京。只留下少数军队留守西安，主力部队倾巢出动。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领，由平阳攻打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统领，沿黄河北岸攻打怀庆、潞安、卫辉、彰德、大名、保定，对北京形成夹击之势。
按理说，年轻将领刘芳亮指挥的一路，明朝军队的防御最为薄弱，从南面迂回包抄北京，不会遇到多大的抵抗。但是，李自成却把精锐部队布置在北路，由自己亲自指挥，从大同、宣化、居庸关直捣北京。这一线是长城要塞，明朝布置了精兵强将，攻城略地并非易事。李自成的战略方针十分明确，在北京的外围消灭明朝的有生力量，一旦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再无援军可以征调，拿下北京犹如探囊取物。刘芳亮只是迂回佯攻，起到牵制作用，与北路遥相呼应。客观地说，这一战略方针是高明的。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李自成已经攻破太原，越过太行山，经过真定、保定，可以直接进攻北京。为什么要先去攻打宁武关、雁门关？那是因为宣府、大同聚集了全国的精兵，如果从真定、保定攻打北京，宣府、大同的精兵必定回援北京。因此，仅仅派出偏师进入河北，集中主力越过宁武关、雁门关攻打大同、宣府，把这两镇的精兵歼灭后，转而进攻居庸关，已无“勤王之师”可调，北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终于落入他们的掌中。梅村先生的这种分析，在无可奈何中透露出理性的一面，很有见地。事实也正是如此。
没有料到的是，战略重镇太原、宁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军，竟然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什么道理？长期积累的弊政导致的总崩溃。从嘉靖年间以来，边防军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的军队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阳，二月初二进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宁武关受到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总兵姜瓖不但拒绝增援宁武的命令，反而向农民军投降，大同不战而下。三月初六农民军进至阳和，副总兵姜瑄投降。三月十三日农民军进至宣府，巡抚朱之冯、总兵王承胤投降，宣府不战而下。
情况就好比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一般。明朝难道就这样听任“大数已尽”，无所作为了吗？朱由检和他的大臣们当然不甘心，于是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但是，没有一项是奏效的。
形式主义的“代帝出征”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九，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来的文书，通告三月初十日大兵抵达北京城下，双方展开决战。这显然是对明朝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也是对明朝军队战斗力的极度蔑视，因此公开告知决战的时间。留给朝廷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为一国之主的朱由检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连续几天由于愤怒、疲惫而茶饭不思。上朝时，他向大臣们说出了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罢，痛哭流涕，愤愤然责问大臣们：形势如此，朝廷外面没有人力挽狂澜，朝廷的财政又近于枯竭，怎么办呢？你们能为朕分忧吗？
大臣们一听皇帝打算亲自督师，决一死战，不敢怠慢，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愿意代帝出征。朱由检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难以胜任，一口回绝。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丘愉、范景文、方岳贡等人，先后请求代帝出征，朱由检一概不同意。
这时，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进入内阁的李建泰发言了。他说：皇上如此忧愤，臣子怎么敢不贡献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况，愿意用自己的家财作为军饷，请求带兵出征。朱由检本来就有意让这个山西人带兵出征，听到他的表态，大喜过望，再三嘉奖，并且表示，亲自在京郊为他饯行，显示“代帝出征”的威仪。
李建泰何许人也？他是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进入内阁。史书记载，此人“风骨峭拔”、“性情慷慨”，常常与同僚谈起家乡遭到战火，愿意捐献家财、出征平乱。看来他的挺身而出并非心血来潮，是有思想准备的。皇帝当然求之不得，因为李建泰是山西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家乡一定会殊死拼搏，何况此人是当地巨富，军饷不必担心，真是两全其美。
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仪式隆重举行。先是驸马都尉万玮祭告太庙，接着皇帝来到大殿，举行所谓“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与象征权力的节钺和尚方宝剑，一并赏赐给李建泰。然后，一行人等乘车来到正阳门城楼，皇帝亲自主持饯行宴会。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从午门一直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声声，旌旗招展，气氛相当的热烈。正阳门城楼上摆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御席，东面是文臣九桌，西面是武臣九桌，桌面上的酒具是祖传的礼器，皇帝使用的是镶嵌宝石的金杯，大臣们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乐声响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动情地说：先生此去，如同朕亲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
宴会过后，太监为李建泰戴上红花，披上红色斗篷。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皇帝在城楼上凭栏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仪式，寄托了皇帝与朝廷的厚望。那么，李建泰这个山西汉子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非也。回过头来再看这场过于隆重的仪式，简直是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闹剧。
当时山西的情况十分混乱，用“三晋披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农民军还没有到，守军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建泰应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条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实在有负于皇帝的重托。皇帝亲自调派给他一千五百名京营士兵，并且配备了兵部主事凌、总兵郭中杰、主管西洋武器的传教士汤若望，阵容不可谓不强。进士程源赶往真定寺，鼓动李建泰，赶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还向凌出示了平阳、太原守备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并不想冒着风险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乱作一团，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阳府城门大开，官员们纷纷弃城逃跑，已经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农民军从蒲州抵达平阳，知府张邻投降。五天以后，平阳陷落的消息才传到京城。情报传递如此拖沓缓慢，无怪乎有识之士感叹不已：“畿辅重地，泄泄如此，痛哉！”山西地方政府运转不灵，直接影响了朝廷最高当局的战略决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为无的放矢的马后炮。
朝廷方面没有确切的军事情报，把北京的防守重点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线，忽视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线，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