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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强口述自传》中提到与中共高级领导人交往的史实，也有多处失误。
第6～7页谈到文强1925年从上海乘海轮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泽东，而且还作了一番绘声绘色的描写。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5年9月上旬，毛泽东“同准备到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庞叔侃、周振岳由长沙动身赴广州，路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然后到广东韶关，再转乘火车抵广州”。显然，一个走海路，一个走陆路，文强在海轮上不可能碰到毛泽东。文强自己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也只说自己在船上碰到了夏曦和廖华平（廖划平），并未提到有毛泽东。
第57页讲到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对文强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这不对！”并向四川省委请求改让文强当军委书记，他自己当副的。虽然李鸣珂与文强都是黄埔军校四期同学，但文强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根本不能与李鸣珂相比，李鸣珂真正“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文强在南昌起义时并不在周恩来身边，而只是周逸群的部下），在起义时李鸣珂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安全的手枪队（即中央警卫队）队长，从起义到南下转战途中直接保卫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立组织局，领导各科工作，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李鸣珂被任命为组织局下设的军事科科长──总管中央军事工作。1928年初，因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傅烈等牺牲，李鸣珂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派到四川任军委书记。况且，当时的省军委也根本没有什么正、副书记之分，就连省委也只有书记而无副书记。李鸣珂怎么可能对文强说出那样一番既违反组织原则又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话？
第58页讲到文强在老共产党人王维舟处得知省委遭到大破坏时说：“经过这次失败，看来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所谓“李立三路线”发生于1930年6月至9月，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领导，但仍然认定李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路线是一致的，直到年底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正式明确了对“立三路线”的批判。文强在“立三路线”时期正在陕西境内与土匪周旋，当年秋（“立三路线”停止执行前后）才返回四川寻找省委，对外界形势毫不知情，怎么可能知道“李立三路线是失败的”呢？
第71～72页上讲到罗世文与文强发生冲突时，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好多地方都把好的党员搞掉了，像你我这样的也早晚逃不脱的。”这些话显然都是不可能有的。罗世文当时刚从上海回到四川接任省委书记，开始贯彻中共中央路线（即后来所称的“王明路线”），正因为罗世文执行“王明路线”，才从左倾立场上认定文强被捕后与特务周旋时的言行有“变节”嫌疑而硬要给予其处分。罗世文当时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绝不可能说出批判“王明路线”的话。
更叫人“拍案惊奇”的是，第74页上讲到文强与周敦琬1931年底离开四川后，到上海找周恩来，说找到了地方，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他们敲门后却没有声音了，而且拒不开门，只塞出一张字条，写了个莫名其妙的“苏”字……事实上，自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6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处境已经空前艰难。已往的对外通讯关系，已经全部切断，旧的联络方式已经全部废止。周恩来基本停止工作，潜伏到年底去了中央苏区。文强和周敦琬即使在1931年底去上海，也不可能找到周恩来。如果他们两个从未到上海与中央机关接头，四川干部就那么轻易地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岂不早就被顾顺章、向忠发及国民党特务找到了？何况，文强也说，他自己和周敦琬是在1931年底回到长沙乡下老家住下，经过多次写信和托人带信无法与上海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后，才于1932年去了一次上海。文强1999年3月27日致笔者信中说：“（19）32年整年乡居，我抽出时间与敦琬去沪一趟，往返为时半月（9月初旬到9月下旬归来），目的在找寻周恩来、杨尚昆，都落了空。”这个说法就可信一些。
四
《文强口述自传》中一些与口述者历来说法相违（同时也与史实相违）的文字，有的可能是出于口述者的口误，有的则可能是出于记录者想当然的“整理”，这都是不应有的。
第142页讲到文强被戴笠派到上海“孤岛”从事对汪伪策反工作时说：“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委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毅，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这个说法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文强当时已经脱离中国共产党多年，已成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因为他是在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打击下脱离中共队伍的，所以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后也不愿再回到中共队伍中。同时，他当时得知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消息，也绝不会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情况，而多半是指责新四军“违抗军令”之类的消息，不可能听到那些消息后就“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第222页讲到蒋纬国结婚一事，并未说文强本人参加了婚礼，但在第223页却写道：“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这里的“在蒋纬国的婚礼上”一句话，与文强历来说法相违，因为文强从未说过他参加了蒋纬国的婚礼。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载《河南文史资料》第三十辑），一文中写道：蒋纬国的婚礼“当时未大摆宴席，只准备了一桌酒席，在王曲七分校的一座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这是戴笠事后告诉我的”。文强1992年8月8日致笔者信中也说：“蒋纬国结婚，我未参加，我只写了一首诗送去……”
第311页讲到周恩来之弟周恩寿时，说他“可惜很早就死了”，这既与史实不符，也与文强以往的回忆不符。文强曾告诉笔者，他获得特赦并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后，曾与周恩寿在同一个政协小组学习，周恩寿身体不好，有时因病未参加学习，文强还把学习文件带去给他看。文强怎么会说周恩寿“很早就死了”呢？
第220页讲到：“1945年2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首先，中美合作训练班（或称“中美合作所特种技术训练班”）本身就是中美合作所的下属部门，绝不是“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改成中美合作所”，文强身为训练班负责人，不可能说出这样外行的话。其次，有关中美合作所的历史真相是，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政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协同作战而建立的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抗战胜利后就已撤销，中美合作所并不是监狱或集中营，也没有参与过国民党当局关押、审讯和屠杀政治犯的活动。所谓“后来蒋介石在中美合作所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强也从来就反对那种违背历史事实的说法，他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中就写道：“中美合作所并不是像外间所传为中美两国特务机关的合作，而是中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的训练内容，外间误传是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