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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9〕在他们的赞扬、鼓励与鞭策下，史量才进一步坚定了独立办报的思想。
1922年，世界报业泰斗北岩爵士去世，史量才黯然神伤，悲痛无比，在他心中隐然是以北岩为楷模。这一年是《申报》五十周年，也是史量才办报的第十个年头，《申报》主持编撰了一部《最近之五十年》大书（包括世界之变迁、中国之得失、申报之经过三大部分）。这不仅是对《申报》对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十年来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世界各方面历史的回顾。其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且文章都出自胡适等名家手笔。十年来，史量才直面现实，不妥协、不躲避，竭尽所能发展《申报》的事业，尽国民之天职，报人之天职。回首往事，十年的曲折起伏，大悲大喜，不禁百感交集，他在自序中说：“虽然，事无大小，物无新旧，苟有结构，加之以奋斗之精神，主义而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而不为虚荣所转移，力争自存而不任自杀，充天地四大之力，能变化之而不能消磨之也。”〔10〕
史量才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一进《申报》，就尽全力搜集前四十年旧报，十年后又花大量人力物力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社会记录。他几乎把《申报》看作可以为后人鉴的“史记”。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申报》虽然客观报道了各界抗议游行的消息，但态度模糊、语焉不详，又因刊出租界当局的《诚言》广告，发生了著名的“诚言”风波，最后只得以发表《诚意与诚言》时评，向读者表明态度而告终。史量才说：“吾思想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在法令裁制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11〕
对此张蕴和在《六十年来之申报》中也说：“今则压迫方面正多，惟幸陈君景韩思想精细，判断敏捷，遇事负责任，不稍挠屈，故能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机消弭，安然而过。史君量才常谓陈君把舵稳确也。盖在此狂风骇浪中，而能使我舟不受颠覆，不虞倾危，已甚不易。”〔12〕
1927年春天政权易手的前夜，白热化的上海一方面是军阀孙传芳的暴力威胁，一方面是汪寿华的总工会每天将油印件送各报要求刊登，软硬兼施，不准任意改动内容，否则就发动报界工会和群众将报纸在望平街上烧毁。各种政治势力在《申报》这个舞台上竞相表演，《申报》刊登了大量政治广告，各种观点、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报纸几乎无所适从。于是《时报》总编辑金剑华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集体停刊以示报界尊严，这样持续了十多天。而史量才非常痛惜，表示今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尽可能不停刊。他觉得，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四
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试图保持独立发言地位的报纸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首先遭遇了一党的检查，从此“开天窗”抗议成了家常便饭。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就开了九次天窗。在那样的年头，《申报》却成为望平街（上海“新闻一条街”）上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史量才的理由是《申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来没有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顽强拒绝强权介入他心爱的报纸，与他最终被暗杀的命运不是没有关系的。
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庆祝会上发表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久而能敬其事，公而念之乎？抑申报舟也，同人舟之执役也。风雨艰难，晨昏与共。幸无倾覆之虞，免罹灭顶之祸，念其私乎？”并再次重申办报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报》一息尚存亦将奋其老马之力，一洗无功之耻。”〔13〕还挥毫写下了憧憬大同世界及《申报》四万号的诗歌。
1929年初，史量才以七十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创刊于1893年的《新闻报》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包括出让百分之十五股权、董事长的名号；不干涉《新闻报》的行政、言论；《新闻报》原有人马制度照旧不动等。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14〕股权风波之所以如此收场，最根本的是，史量才的办报宗旨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相违背，当局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要影响的《申报》、《新报》。
1930年5月，在《申报》工作了十八年的总编辑陈景韩厌倦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报业生涯，告别《申报》。同年冬天，为《申报》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经理张竹平辞职，自立门户，在望平街开创了三报一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新闻事业。这两个左臂右膀在一年内相继离开，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而是大胆起用年轻的马荫良为经理，聘陈彬龢（后沦为汉奸）为总编辑，重组班底，并成立《申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五
陈、张出走是史量才报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长期主持《申报》言论，以稳健著称的陈景韩走后，史量才开始强调时评要指陈时弊，要尽报人天职，监督政府，启迪国民。这一时期《申报》发表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时评，如《言论自由之真义》、《三论剿匪与造匪》、《中国的出路何在？》等。1931年9月1日，《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15〕。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日），《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暂时下野，《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社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这又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