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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由不可或缺的基础。
有一些格言因为简短而显得精辟。狡猾的人把它们像食物一样抛向人群,愚蠢的人捡起它们,因为它们可以省去他们思考的麻烦,他们重复这些格言,给人留下他们深谙其味的印象。稍一分析就可以看出,那些荒唐得令人发笑的主张,就是这样渗入了千万人的头脑,被千万张嘴巴重复着,迫使人们不得不一再去解释那些显而易见的道理。
我们刚刚引用过的格言也属于这一种。它已经在法国所有的论坛上回响了十年。然而它的含义是什么呢?自由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只因为它使我们的头脑得以健全,使我们的性格得到力量,使我们的灵魂得以升华。但这些益处不都是要取决于自由的存在吗?如果为了实现自由,你求助于专制政治,最终你将会建立起什么东西呢?只有空洞的形式:内容将永远与你无缘。
要让一个民族明白自由的好处,应该对它说些什么呢?没有自由,你会遭受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压迫;许多人会为一小撮人的野心做出牺牲;不公平的法律支持强者,欺凌弱者;你享受的只是不稳定的快乐,虎视眈眈的专横权力随时都可以把它夺走。你既不能对法律的制定、也不能对地方长官的选举发挥一份作用。有了自由,所有这些弊病都将消失,你的一切权利都将恢复。
但是,那些要求通过专制政治实现自由的人将会说些什么呢?公民不会受到任何特权的压迫,但每天都有受到猜疑的人被悄无声息地杀掉。品德将是首要的、实际上是淮一的荣誉,但那些最为积极地实施迫害和使用暴力的人,将会形成一个采取恐怖手段维护暴政的显贵集团。法律会保护财产,但是受到猜疑的个人或阶级却注定会遭到剥夺。人民会选举他们的官员,但如果他们不按照预先规定的要求进行选举,他们的选择将被宣布无效。言论是自由的,但是任何反对言论——不仅是针对整个体制的,甚至还包括微不足道的就事论事的——都将会以叛逆罪受到惩罚。
这就是多年来法国改革者所使用的语言,这就是多年来他们的实践。
他们赢得了表面的胜利,但是那些胜利与他们想要建立的制度的精神是矛盾的。他们既然不能使被征服者心悦诚服,他们当然也无法消除征服者的疑虑。为了让人们为自由做好准备,他们用死刑的恐怖笼罩着人们。已被废黜的权力对思想自由的攻击被人牢记并夸大,而对思想的奴役恰恰是新政权的突出特征。他们声称反对暴虐的统治,却建立起了最为暴虐的统治。
他们争辩说,自由必须被推迟到派斗灭亡以后;但是派斗只有在自由不再被推迟的时候才能灭亡。为了推进公益精神而采取专横的暴力措施,却阻碍了那种精神的产生。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人们展望的是一个肯定永远不会达到的时代,因为所选择的手段和想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弛。愈演愈烈的暴力使更多的暴力成为必然。愤怒哺育着愤怒。法律锻造得像是兵器,法规成了战争宣言,而那些盲目的自由信徒,认为能够通过专制政治把自由强加于人——将会激起所有人的反对,支持他们的将只剩下那些问权力献媚的卑鄙之徒。
我们的煽动家不得不与之作战的头号敌人,是受益于已被推翻的社会组织的所有阶级,然而,他们的特权——也许被滥用过——却一直是安逸、改良和启蒙的手段。有财产支持的真正独立,是对抗种种卑鄙和罪恶的保证。切实受到尊敬,能够防止人产生浮躁而敏感的虚荣,这种虚荣总在想像自己会受到污辱,猜疑自己会受到轻视:这是一种难以平息的激情,它会以犯罪手段报复现在遭受的痛苦。绅士风度的惯例和优雅精致的习俗,能使灵魂获得细腻的感受力,使头脑变得敏捷而灵活。
这些宝贵的品质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3'骑士(贵族)精神'4'不允许有任何可以滥用的特权,只允许用它来自由展示自己的优良品质。希腊人饶恕厂会背诵欧里庇得斯诗句的囚犯。最微弱的一线知识之光,最微小的一点思想萌芽,最细微的高贵情感或优雅举止,都应受到精心保护。它们是社会幸福不可缺少的元素。必须把它们从暴风雨中拯救出来,这对于正义和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都为走向自由发挥着或多或少的直接作用。
为了再次点燃仇恨之火并火上浇油,我们狂热的改革者们混淆了不同的年代。正像他们的先辈求助于法兰克人和哥特人以支持暴虐的荣誉一样,他们求助于这些先辈,为自己颠狂的暴虐寻找借口。虚荣心在故纸堆和编年史中搜寻荣誉称号。一种更为激烈。志在报复的虚荣心则利用它们作为控罪的法令。他们拒绝考虑时代变迁,拒绝区分细微的差别,拒绝安抚焦虑,拒绝饶恕一时的社会野心,拒绝平息无用的怨言,拒绝停止幼稚的威胁。他们记住了对自豪感的所有保证。在那些他们本想废除的东西之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荣誉——迫害,而且在他们伴随着严酷的非正义的废除行动中,却满怀着某种希望要去伸张正义。
在所有的暴力斗争中,高尚见解的背后都会紧跟着利益,就像战役之前的军队后面都会尾随着食肉鸟一样。仇恨、报复、贪婪、忘恩负义,都在不知羞耻地拙劣模仿着最高贵的榜样,因为被人盲目推荐的都是这些榜样的赝品。不忠实的朋友、不守信的债务人、暗藏的告密者、撒谎的法官,都发现他们的辩辞已被当代的语言写好。爱国主义成了所有罪恶的陈腐辩词。伟大的牺牲,奉献的行为,严酷的古代共和政体对自然倾向的胜利,都成为自私激情大发作的借口。因为过去那些严厉而公正的父亲曾宣告自己犯罪的孩子有罪,于是他们的现代模仿者就把无辜的敌人交给刽子手。即使生活最不引人注目、生存方式最不积极、名字最默默无闻,也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态度消极似乎就是一种罪行,注重家庭亲情似乎就是漠视祖国,追求幸福似乎是一种可疑的欲望。迫于威胁、同时又受到榜样诱惑而堕落的大众,战战兢兢地重复着规定的套话,甚至听到自己的声音都会受惊每个人部是群众的一分子,而由每个人的参与构成的群众,却把每个人吓得惊恐万状。这就是曾经蔓延到整个法国的莫名其妙的狂热,它被称为恐怖时期。'5'如果人民抛弃这样的目标——他们的统治者打算率领他们通过如此可怕的途径去实现的目标,谁还会感到意外呢?
各种极端行为不但相会,而且还互相促进。一种夸张总是会引起相反的夸张。当某些观念已经与某些字眼结为一体时,再去论证这种联系之谬误就无济于事了:在很长时间内,只要一提起这些字眼,就会使人想起同一种观念。正是在自由的名义下,我们曾被赐予监狱、断头台和数不胜数的迫害;有无数令人作呕的暴虐手段以它为名义被采用,因此它必会激起仇恨和恐惧。
不过,能否由此断定,现代人倾向于顺从专制政治呢?他们为什么顽固抵抗给予他们的所谓自由呢?他们有着坚定的决心,既不想牺牲自己的和平,也不会牺牲自己的习俗,更不会牺牲自己的快乐。假如专制政治是所有和平与快乐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从这一点不就可以得出结论,现代人在认为他们憎恶自由的时候,实际上只是在憎恶专制政治吗?
9.现代人厌恶这种假冒的自由是否急味着他们喜欢专制政治?
我所说的专制政治,当然不是指那种权力虽不受明显的限制,但是存在着中介组织的统治,在那里,自由与正义的传统约束着行政机构,权力得体地对待习俗,法庭的独立受到尊重。这样的统治可能并不完善:它们所建立的保障制度越是得不到维护,它们就越不完善。但它们并不是纯粹的专制统治。我所说的专制政治,是指主子的意志是惟一法律的统治;那里的政治团体——如果存在的话——只是他的工具;在那里,主子会自视为帝国的惟一所有者,臣民仅仅被看作享有收益权的人;在那里,公民的自由可以随时被剥夺,用不着掌权者屈尊去解释原因,也用不着公民拥有了解那些原因的权利;在那里,法庭惟权力之命是从,他们的审判可以被宣告无效,那些本来被宣判无罪的人可以被拖到新的法官面前,他们只能被判有罪,因为新法官会接受前任的教训。
仅仅二十年前,欧洲还不存在这样的统治。现在有了,那就是法国的统治。我在这里暂且不谈与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