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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华夏文明首先也是一种技术文明。与利用毛皮的游牧居民相反，华夏文明很早就发明了精湛的织造技术：丝织始于公元前1000多年，棉织始于13世纪末。而在炮火工艺方面华夏文明亦表现出卓越的技能。此外还有陶瓷技艺——中国陶瓷史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历史之一，中国的瓷器工艺从12世纪开始就已臻于完善。还有冶金工艺：公元前1000多年商代的青铜是过去出产的最美的铜器。自公元前4世纪开始，铸铁便成为中国的大工业。两个世纪之后，中国的铸铁匠已经能够经常出产钢材。虽则近来有人将华夏文明形容为“植物文明”，但对于所有亚洲居民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拥有造诣极高的冶金工匠的国度。
中国的工匠与工程人员应召到伊朗甚至应召到俄国……直至19世纪，中国依然是豪华奢侈品的出口大国，其产品的贩运带来世界范围的贸易潮流：丝织品（自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陶瓷、棉布、茶叶等。而应该一提的还有：铜镜、漆器、五金、家具、书籍、绘画。正因为东亚存在着非常活跃的贸易潮流，欧洲临海国家才于16世纪初以后千方百计地要打进去：一个纯农村经济的中国对欧洲各国毫无吸引力可言。
因此，通常人们对华夏世界所抱的观念是不正确的，不过还是反映了隐约可见的大体情况。也就是：由于政治功能占绝对优势，经济活动无法达到其他文明那种自主高度和专业高度，宗教活动与战争活动也不能达到这一点。无疑，华夏世界存在独立的宗教生活形式，存在战争传统与战争环境，也有过摆脱国家控制的异常活跃的商业部门，但是从来没有任何僧侣、任何军事集团、任何商业阶层能够在中国僭取政权。这大概便是华夏世界经久不变的重大特点之一。在这方面，华夏世界有别于其他国度。
在中国我们见不到人的秩序服从于神的秩序，也见不到诸如创造出于礼法而又由礼法加以维系的世界观念，以上两点均为印度精神世界所特有。草原牧民亦不可能如汉人一样观察世界与理解世界，后者是农业与手工业文明的产物。游牧牧民了解何为财产占有，因为这是他们的日常活动；作为战利品的财产、名副其实的奴隶、指挥的权力、在劫掠中夺得的牧场、财富与人员的分配，凡此种种都是游牧居民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构成部分；这些展现出一个基于武力与权利的世界，也显示出我们较为熟悉的心态与行为，由于印欧历史乃拉丁、克尔特与日耳曼的历史，故此我们不甚了解华人的世界。印欧居民到组织国家的时期方才采用文字，口头语在他们当中一直拥有巨大价值与力量，而在华夏世界中，文字才享有此特权。
通常都将政权视为压制与指挥的权力，而中国却将其看作是推动与维护秩序的要素，虽然这种观念并不排除运用武力与粗暴干涉。但强制又总是与品行矫正的观念相配合。若将强调道德的调节作用仅仅视为借口，看作是专制制度的遁词，则是错误的，而其实它表达了一种极为卓越的政治行动方式，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有人以为早已揭开纯粹独裁政权的假面具，其实不过是自己的误解而已。
我们来谈谈关于中国思想总特点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域。首先要了解涉及的方面：是什么年代，属于人类哪种活动领域，处于哪种社会环境。然而，所有接触过这一国度的人都明显感觉到：这里与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极不相同，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中国的基本传统——无论政治、宗教、审美、法律——均与印度、伊斯兰、基督教的西方迥然不同（再者，处于喜马拉雅山系这个威严屏障之外的诸文明，彼此之间有过众多的经常性接触）。中国不了解超验真理、自然幸福观念、严格的私产概念。中国推崇互补、关联、汇聚、远距作用、示范等概念，将秩序观念视为有机的总体而排斥对立物、绝对观念以及精神与物质的截然分开。中国没有求助于美索不达米亚式的详尽表格，也不使用印度式的套接排列，而却运用变化能动的象征体系。就中国思想而言，这种体系更能反映万物与世界的秩序。中国逻辑不从言语的分析出发，而是基于运用具有相反、相承价值的符号。这种重要倾向终于导致书写符号凌驾于口语之上。或许文字也与这种深层倾向有关。
第一部分 16。文字
文字与文明密切相关，倘无此超越时空的传递与记录工具，伟大文明则无由发展。而通行的文字类型对于文明发展的总趋向亦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文字较之于其他文字更能令人认识这种重大效果。其起源如此独特（每一符号一般与一个意义单位相当）而且如此复杂，使用这种表达工具的人又占全人类如此大的部分，世界上只有这唯一的例子。文字复杂无疑有利于能够掌握文字的社会阶层，但有利程度远不如人们设想之高。历代社会，能读书的人只占极少数，华夏世界受教育者的比例似乎一般比西方为高，而西方学习拉丁字母却无需长期苦读。这种奇异现象可从中国重视识字与书本知识得到解释。
另一方面，中国文字起源之独特性在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后果，因为汉字几乎不随历代语音变化而变化，不随方言不同而变异，甚至不随语言结构变化而更动。公元前3世纪末期，秦始皇在华夏地区强行书同文。自此以后，中国文字便成为政治统一的最有效工具之一。一种书面语言便在中国发展起来，只供双目认读，并为全华夏地区所使用。这种做法既出于语言原因（方言差异），也出于政治与行政原因。迄今为止，原则上没有强制推行任何规范的口头语；同一篇文字可以用不同方言高声朗读出来。每逢口头无法交流的时候，运用笔头总可以彼此了解。因此中国文字凭其效力而成为华夏文明及受华夏文明影响的整个亚洲的一种通用表达工具。
其语言与汉语极为不同的民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都曾采用中国文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来读汉字，至今依然如此。越南被法国占领之前，中文一直是其文化语言与行政语言，朝鲜被日本兼并之前亦如此。日本情况也相似，汉字有好几百年时间成为日本文字，中国在日本的影响曾经占绝对优势。由此留存着整整一批汉字文献，其中的作者、诗人、历史学家、小说家、语言学家、哲学家并不是中国人，而是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因此可以说东亚存在一个以使用汉字为标志的真正的文明大集体。
这种文字起源的独特性还有另一后果，关系到华夏世界以及具有华夏文明的国度所形成的知识与文化类型。由于文字与语音变迁无关，书写传统便具有连续性，这一点为任何其他文明所无。虽则笔法因时代与文体不同而异，但是一篇公元前2世纪的文章并不比当代用古文写的著作难读多少，有时甚至还更易读。由此便可了解中国知识的传承性及其历代的惊人积累。在表达方面，已经形成一整套用之不竭的格式，储备了无数的双字词，都是历代诗人、政治家、历史学家、道德家、学者等不断贡献的结果。由于文字传统有着这种不同寻常的连续性，致使阅读文献需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而文化知识的习得比学习文字本身还要费时久长。这种连续性可以说明文字作为政府工具与行政工具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说明“士人”的崇高威望。士人为文化人，有鉴赏力，能够履行政治职责。在希腊罗马世界中备受推崇的雄辩术，在华夏文明的国度只占极为次要的位置。由于中国文字与华夏世界的政治、社会、审美、精神等诸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已成为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最后，有一个奇妙现象须要一提：这种如此复杂而且看来如此不方便的文字竟然借助极其简化的草书形式，造就历史上第一套速记法；使用便利，可以当场记录谈话、政治辩论、诉讼案件，乃至才情横溢之士口若悬河的谈吐。中国文字用于即时记录甚早，而且应用极为广泛，这一点拼音文字却不易做到。有一本988年于巴格达写成的著作，内中提到著名的穆罕默德·阿尔拉兹（850—925年）眼见一名中国人（大概是路经阿巴斯德首府的）边听边译即时将加伦（2世纪）的著作录下来，感到惊奇不已。加伦为希腊医药之父之一。
汉字形式远非只此一家，中文曾启示过东亚同类型文字的创制（10世纪的契丹文、11世纪的西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