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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年，于阗国使团（进贡马匹）。
578年，波斯使团。
华南与长江流域各城市在六朝时代（222—589年）接待愈来愈多的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的外国人，同时华北各城市也形成外来商人区域，这些商人来自中亚绿洲以及位于锡尔河与目前印度、伊朗边界之间的地区。其中有吐鲁番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大夏人、白沙瓦人、东伊朗人、克什米尔人、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印度人等。商人、官方使节、人质、传教者从南方口岸与甘肃通道进入中国，他们在华夏世界史这一关键时期产生决定性影响。佛教在公元初几个世纪经过一段时间适应环境之后，自4世纪末至8世纪末在中国激起巨大的宗教热情，深深地改变着先前的传统，并在华夏世界以及中国邻国中留下持久的印记。但在佛教发生影响的同时，印度、伊朗、希腊的影响也在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反映出来。
注释
①似应为祖父。——译注第二章中世纪文明
自汉亡至隋唐贵族皇朝建立，历时四个世纪，这段时期为华夏世界思想史上最丰富、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异常多产，充满新颖事物：玄学体系发展起来，完全摆脱汉代的繁琐哲学，而且自4世纪初起，吸收大乘佛教四大皆空的教义而愈加丰富；业余文学、艺术大加发扬，追求为美而美的纯粹趣味，一反古典传统；出现了第一批卓越的文艺批评著作；绘画从工匠手艺地位上升为充满思想内容的精巧艺术，在世界风景画史上第一次将风景作为绘画对象，作为艺术创造；诗歌空前大发展。最后是巨大的宗教运动开展起来，呈现的面貌不一，其影响广泛而多方面，在一本中国通史中只能略为提及。
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历史时期、华北与长江流域各自不同的演变、不同地区的相对分隔、南北的相互借鉴，凡此种种，更加造成思想文化生活的丰富性与多样化。由于190年前后至3世纪末即第一个长江流域的皇朝出现时期道德进化与哲学的演变，使这段历史时期成为承上启下的时代。4世纪时，华北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差别异常巨大。前者尚武，大众化，几乎全无文化，深受草原地带与藏汉交界区域的影响；而后者则贵族化，讲究高雅，有自己的文艺团体、隐修寺院与宫廷生活。后来，5—6世纪，二者之间的鲜明差别慢慢减少。愈来愈汉化的北魏迁都于洛阳（494年）——自1世纪初至4世纪初，洛阳一直是中国政权的中心。自此时起，华夏旧世界的各方面人士都热诚笃信佛教。
从上述三个多世纪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情况，可以了解当时的道德面貌。大家族之间进行派系斗争，豪门世系趋向于变为封闭式贵族，南京皇朝荏弱以及政治斗争虚妄；3—6世纪的文化人士中以个人明哲保身态度、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为其特点，这种态度与追求无疑与上述种种情况大有关系。由此亦可知在长江流域的诸皇朝中为何文艺团体占优势，为何隐修与寺院生活方式盛行，以及作为衰亡动乱时期最后庇护所的宫廷为何起重要作用。我们也不难理解在北方为何异邦的大宗教在一个粗野、暴烈、半野蛮的世界中受到欢迎，为何分治曹氏与司马氏皇朝的官吏庇护佛教，为何对佛教的信奉进展得如此迅速。
第四部分 14。中世纪文明：玄学、美学与诗歌
从法家唯名论到本体论思辨
汉代衰亡时期，在学派传统方面出现了中断，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似乎已令一切景象改观。经典研究透过马融（79—166年）与郑玄（127—200年）的著作曾发出最后光彩。175年洛阳太学六经经文的碑刻富有象征意义，此六经为蔡邕（133—192年）所编订。除《易经》以外，这类经文许久已不受人过问与重视。虽然大体可以举出几个著名的经典诠释家，而且11—12世纪宋朝时代出现过一段伟大的复兴时期，但只有孤零零的几个人承继汉代传统，而且在注疏方法及阐发暗含的哲学意义方面都没有重大突破。
2世纪末的动乱以及4世纪初胡夷部族起义进一步造成这种学术传统的萎缩。190年董卓的雇佣兵劫掠洛阳时，汉朝文献与皇家藏书被毁。311年曹魏积累的文书资料也遭受同样的命运。顺便一提，曹魏与东晋的皇家藏书，按“四部”（经、史、子、集）新系统排列，此法为后世所遵循。当时藏书楼已收集了竹简古文献。文献于279年在一名公元前299年的魏国公侯古墓中被发掘出来。魏国著名的《竹书纪年》也在其中。今天凭借各种著作的引文仅仅找出其中的片段。不过，思想文化生活朝新方向发展，主要原因还是伦常危机。这种危机汉末时已显露出来，它推动了政治研究与哲学探索的更新与深化。
自2世纪下半叶起，便见到战国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的各种思潮的复兴：法家、名家（“正名”论，即明确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学说）、带玄学倾向的老子道家。但观察问题的角度与公元前4—前3世纪已迥然不同。3世纪上半叶的主要研究课题是社会功能组织、其必要的天然等级关系、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作用、按个人能力与性格而归属的类别等。当时的思想家一般认为：每人各安其分时，社会秩序方可保证，而“分”是由个人命运所决定的。这种观念见于下述两人的著作：刘劭（3世纪上半叶），曾撰曹魏《新律》，著《人物志》，书中法家思想与名家学说密切结合；郭象（卒于312年），著名的《庄子》诠释家。王肃（195—256年）亦注释经典，其注疏抛弃玄奥解释。王氏还关心社会等级问题。
从上述动向可见当时政治条件的影响——曹操及其继位者已建立以法家精神为本的军事专政制度——也可见汉代盛极一时的关于个人天命成分学说的影响，再者，行政实务亦有其影响：“中正”官的任务是按候选人的行为与人品而安排其公职，“中正”以简练、深刻的言辞概括其判断。自3世纪初开始，人品划分成为中国知识界特别喜爱的谈论主题。这类无拘无束非功利的交谈，曾冠以“清谈”之名。在清谈中竞相说俏皮话、开玩笑、发惊世骇俗之言。清谈慢慢从人品扩展到文学、艺术、道德、哲学等问题。自4世纪初大迁徙之后，清谈便成了南朝贵族团体的特点。5世纪上半叶有一部著作（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保留了这类清谈的旧事例。此外，南朝时代的一系列论辩性著述都借鉴当时流行的争辩形式。这种论辩著述是4—6世纪的佛学文士及其论敌所喜用的武器之一，从《牟子》或《牟子理惑论》至《弘明集》都是这样。前者撰于越南，成书年代不详，但大体是这类书籍最早之一部，后者是辩难攻诘的大文集，约于510年问世。
3世纪法家与名家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自2世纪末以来，兴起对署名“老子”的玄奥著作（《道德经》）以及对《庄子》的新兴趣。结果到3世纪形成哲学的新潮流，将上述两种著作与周代占卜旧著（《周易》或《易经》）结合起来。此即世称的“玄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何晏（卒于249年），曾撰《无名论》与《无为论》；天才哲学家王弼（226—249年），23岁身故，曾诠注《老子》与《易经》；向秀（223？—300年），《庄子》大注家，其注释由郭象收入到自己的释文中；裴（267—300年），曾著《崇有论》。玄学派作者接触的尽是些玄奥问题，诸如：有与无的关系，二者并非相反、互相排斥，而且密切不可分；确定、可名、变化、多样的“有”，以基本的“无”作为其必要的反面，为其本体之支承，“无”是一切可见现象之源；崇“有”或贵“无”；智者有欲或无欲；思想与语言的关系；音乐的本质；等等。
这类本体论思辨，在某些人（如郭象）的著述中与法家及名家的解释密切结合，310年间南迁之后，获得持久成功。4世纪期间，由于加进大乘佛教的成分，这种思辨再度活跃起来。大乘佛教关于四大皆空的教义，吸引了争辩“有”与“无”、“体”与“用”的“清谈”人士。其中与玄学派观念表面相似的部分掩盖了这种外来哲学与华夏传统的根本区别几达整整一百年。
第四部分 15。个人主义、自由、美学与诗歌
3世纪时，玄学派本体论的神秘思辨往往与保守的社会学说结合在一起。这种思辨从战国时代道家两大著作中吸取灵感，但却并不代表道家运动的深层倾向。道家运动在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