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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河北与山东北部的鲜卑、高丽人100000大同
399汉人大家族2000户大同
399河南汉族农民100000山西
418河北鲜卑？大同
427夏朝居民（陕西）10000山西
432辽宁居民30000户河北
435陕西、甘肃居民？大同
445河南与山东汉族农民？黄河以北
449长安工匠2000户大同
仅在道武帝（386—409年）在位期间，自太行山以东被遣至大同附近的居民总数便达46万。
移民往往发生于占领新土地之后，此类迁移推动经济、政治体制以及习俗的变化，其效果到6世纪充分显示出来。自4世纪末定都大同以后，的确有好几方面因素促成汉族影响的扩展。北魏皇朝境内既有众多定居居民，随之便感到迫切需要借用华夏政治机制并求助于汉族谋士。这里可提一下大谋士崔浩（381—450年）在大同朝廷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将汉族管理法及刑法引进北魏。外蒙古游牧民族的窜犯（是茹茹族或柔然族，极可能属于6—8世纪入侵欧洲的阿瓦尔族），进行反攻的必要（北魏于429年发动对茹茹族的大规模征讨），控制中亚绿洲所具有的战略意义与通商意义，这些都使北魏面临汉族前朝同样的处境。定居状况发展，步兵在对长江流域诸国的战争中起重要作用从而导致马匹身价下降，来自农业（谷物与布织）的收入愈来愈重要，北魏皇朝的经济由此而慢慢起变化。最后拓跋贵族的心理亦起变化，原因是：汉族产品的吸引力、对奢华的嗜好、华夏文化的声望、佛教的巨大影响。
5世纪末期，变化异常深刻，不得不将京城迁移。494年，朝廷放弃紧靠草原的大同，移至农业大地带的中心——洛阳。北魏于前一年在靠近东汉与曹魏旧都遗址的地方（自311年以来已经废弃）建起洛阳新城；此城后来于501年加以扩建，与大同南端的直线距离为600公里。
无论如何，因迁都洛阳，汉族对游牧民族出身的统治阶层的影响便大为增加。孝文帝（471—499年）及其继位人自从在河南立足之后便系统地采取汉化措施，因而愈发扩大了汉族的影响。鲜卑服装、鲜卑语言，乃至源于鲜卑的姓氏都属禁止之列。皇族家庭先作出榜样，取汉族的“元”姓。鲜卑贵族与汉族豪门的联姻受到鼓励。所有领域，统治阶层均改从华夏的习惯与风尚，且迅速而彻底。草原的尚武传统不久只成为遥远的回忆；而追求奢侈在由孝明帝（515—528年）、胡后及鲜卑豪门贵族所兴修的浮华建筑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到处是寺院、多层佛塔、铸钟与铸像。这时期支配上层社会的宗教热情以摆阔、讲排场为特点。洛阳城成为东亚佛教大中心，在其广阔的城郭之内，大展奇珍异宝，极尽富丽堂皇。洛阳城自东至西为十公里，自南至北则有七公里半。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该书稍晚于543年问世，今天依然保存着。
第四部分 10。自汉至唐洛阳依次城址
促使鲜卑旧贵族与华夏环境同化的因素，是经济飞跃发展。这一点自5世纪末开始便已显露出来，无论在华北或长江流域都一样。上述两地虽则政治上分开，但都以同一速度发展，而且彼此间的交往相当可观。外国商人云集洛阳，因为北魏与中亚再度通商。慕义里整个街区都为外国商人而开。河北南部，北齐（550—577年）京城邺城也有许多来自阿姆河流域的粟特商人。
北部中国的紧张局势：决裂与分割（534—577年）
演变进程在整个5世纪一直持续下去而至6世纪初尤为加速，于是造成鲜卑社会内部关系愈来愈紧张。接受汉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主要是宫廷人士以及广而言之是游牧出身的上层贵族；但是守卫北疆的军人以及在农业地带边缘地区游牧的部族，无论汉族如何影响，依然坚持草原的古老传统。经济与社会变化将这部分人置于不受重视的地位，随着变化进程，似乎在游牧尚武的阶层中愈加积累了对宫廷人士、高级文官的敌对与怨恨。在征战年代，即5世纪上半叶时，军人（大部分出身游牧部族）受到隆重的礼遇与厚待，而自迁都洛阳以后，掌权人士对于军事问题愈来愈漠不关心。
保卫皇朝，防止草原居民入侵的军队由鲜卑人、茹茹人、铁勒突厥人组成，驻扎至北纬41°附近，523年终于起而反叛。这就是“六镇”起义，随后便是十年内战（524—534年）。胡太后摄政，热衷于佛教，耗费惊人，引起盗贼横行，叛乱叠起。胡氏于528年派人暗杀孝明帝，将一稚童推上皇座。山西的军队与部族向南方挺进，攻下洛阳。胡太后及其儿皇帝被抛进黄河溺死，2000多廷臣被杀。接下去便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有两支军队于534—535年间瓜分了魏国。地理上的分割反映政治对立与社会对立，内战便由此而产生。534年东魏在邺城（河北南部）立国，受高欢将军（496—547年）统辖。东魏遵循传统，敌视汉族影响，受游牧民出身的军人操纵。反之，西魏受汉化的洛阳贵族残余支配，无论民政或军事均广泛求助于汉人。西魏第一位君主在长安由宇文泰将军（505—556年）于535年拥上帝位。
不难想象，由军官掌握实权的皇朝不会维持多久。556年，宇文泰死后，其长子便建立新朝——北周（557—581年）。次年，高欢的堂亲也以同样方式夺取邺城的最高权力，建立新朝——北齐（550—577年），一直维持到被北周灭亡为止。最后帝后世系的一亲属——杨坚，篡夺了长安的皇权，创建新朝——隋，于589年结束了华北与长江流域的长期分治，这种分治实际上222年已经开始。
隋唐皇朝发韧之际，各个方面都还是自535年至杨坚篡权时建立于长安的诸皇朝的继承者。其大部分政治体制在西魏与北周已经产生。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军队的建制，也就是“府兵”的设立。通常认为此举是550年宇文泰首创。虽然不只一次改朝换代，但从宇文泰时代至7世纪中叶，执政人员、政治观念以至社会都没有多大变化。589年中国的统一，被视为是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终结，虽然不无道理，但隋代、初唐与北方各朝廷尤其是与西魏及北周皇朝存在着明显的联系。
第四部分 11。交往、影响及对外关系（1）
总览华夏世界历史，汉人与文化及生活方式不同的外来居民交往不断获得充实丰富，这一点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草原环境、汉藏接壤区域以及华南地区的贡献至为重要。邻近文化的影响在各方面都反映出来：驾车方式、马鞍、马镫（5世纪）、桥梁、山路建筑方式、草药学与毒品学、航海术等。汉族吹奏乐器——笙，借自于热带居民，基本上是老挝的“khène”。稍后，至13世纪，南方省份的土著居民教会汉人种植棉花与从事棉织，此二者在元代广泛推广，棉织成为中国的大工业之一。连汉族的宗教传统也带上借鉴邻近居民的色彩：神话中的“瓠”犬，从原始卵生出，是一切人种的创造者。这一神话在战国与汉代之间进入汉族的民间传说，至今在华南与印支半岛许多部族中依然保留着。《楚辞》（公元前4—前3世纪）保存了萨满教传统的痕迹，此传统似乎并非源于汉族。上述几个事例足以表明，中国文明得其邻人之助，远方文明的贡献并非无足轻重。在这交往与借鉴的漫长历史中，中国的“中世纪”正是最丰富、最有成果的时期之一。
华南、东南亚、印度洋
华夏文化语言的居民深入位于长江流域以南的热带地区，似乎在南朝时期（六个朝代：吴、东晋、宋、齐、梁、陈）进展明显，虽则这段历史无法详述。3世纪吴与蜀汉、4世纪东晋都曾大力设法利用鲜为人知的地区的富源。这类地区位于吴、蜀领地南部，如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现今越南的北部与中部等。上述诸国缺乏劳力与士兵，便组织对土著居民的远征，并采取劫持手段。5世纪，宋皇朝曾对土著部族进行艰巨的战斗，还兼并其领地。
自4世纪起，华南与西南地区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304年，出版了一部《南方草木状》，这是中国首批植物学著作之一，探索广西与交趾（越南红河流域）的树木、草类、水果及竹子。347年东晋占领四川后，常璩写下一部关于贵州、云南、四川及陕西南部地区的地理及历史著作，题为《华阳国志》。书中叙及上述各地区的动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