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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套新的典礼仪式，如四方、星辰、颜色、音律、品德、滋味、感情、脏腑等等。新皇朝成立则标志水德战胜周朝盛行的火德。皇朝一切机构均应与新的水德相协调。水德要用黑色旗，应实行严格法律，须常用六的数字，连契约长度、礼帽形状都应如此。
第三部分 21。多种传统
有人常常强调指出：儒家思想经历法治的秦皇朝蒙昧时代之后已有所更新。的确，汉代中国一贯鼓励学习古典文献。经典文献成为官方思想之源，确立其正统性便至为重要。公元前136年以后，曾创立“五经博士”的团体。武帝时（公元前141—前87年），五经博士共50人，昭帝时（公元前87—前74年）有100人，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达200人。至东汉时期，博士人数更为众多，在朝廷中以及在政治机构中产生巨大影响。在风纪方面，汉朝强调服从尊长，尊重按年龄而定的等级。孝顺成为选拔官吏的标准之一，违背孝顺的行为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乡村拜祭土地神的集会受到鼓励，因为这被认为是加强社会联系、在众人心目中明确长幼尊卑的一种方法（再说看来亦完全符合法家传统）。
第四章汉代文明中国社会史不过无需对下列人等截然划分，截然区分则与当时的观念相悖。事实上，战国末年与汉代初期，很难区分阴阳家、巫师、道士以及专研周代古籍的文士——以上学者称谓不同，分别称为“方士”、“术士”、“道人”、“儒”。秦始皇虽则驱逐说客、诡辩家、空论家，但仍然保留代表战国时代不同学派的七十博士，这已预示着汉代的太学。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汉代君皇与掌政阶层既热衷于道家观念及其技艺，也十分关心建立儒家正统。
秦始皇时代道家流派已十分强大，至汉代仍然如此。道教信仰长生术，凭此可以通过各种技巧（炼丹、饮食、性爱、呼吸等）达到保存身体的目的；信仰永生的存在，永生以不同形式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而且相信位于东海的蓬莱仙岛。山东与河北沿岸的方士在汉代朝廷中维持着其在秦始皇时期享有的声望。道教赢得了惠帝（公元前195—前188年）、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皇后窦氏及至诸文士的赞赏，如陆贾（高祖时代人，公元前206—前157年），他是《新语》一书的作者，书中解释秦亡汉兴的玄奥原因；又如司马谈，他是司马迁之父；稍后还有扬雄（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他曾写过一本道家著作，题为《太玄》。公元前2世纪末道家哲学在淮南王刘安宫中盛极一时。
我们亦熟知道家宗教形式在老百姓阶层中的作用与重大影响。黄巾与五斗米道运动是2世纪末道教最后、最强大的运动。其标志不仅是信仰极乐乌托邦，而且还存在着有组织的道会、祭礼仪式与伦理教育。这些民间流派的影响通过帝后妃嫔等出身平民的人物直达汉朝宫廷。黄巾起义开始前几年已引进了黄老的祭礼，而道教则以政治学说的面貌出现。其目标是要达到社会的完全和谐，“太平”一词指的就是这种和谐状况。
因此不能认为汉代儒家已占有崇高地位，也不能不指出当时思想文化生活的折中性。
第三部分 22。谶纬大兴
最值得注意之点是：这个时代的全部思想都渗透着五行繁琐哲学。据此，秦代与其续后朝代之间并无断裂现象而是一脉相承。如果可以说经典研究及儒学的更新，则这种更新是在阴阳学说影响下进行的，因而情况非常独特。
事实上，五行繁琐哲学曾作为重新解释经典的基础。这类古籍由口头传说保留下来，自公元前2世纪起再度面世。这个新的注释学派的奠基人为董仲舒（约于公元前175—前105年），其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该书包含《鲁史》（《春秋》）解说、公羊注疏以及作者本人的学说，但董仲舒主要借鉴的是阴阳五行繁琐哲学；阴阳五行为宇宙之基点，是道德、社会、政治秩序的本源。
汉代人认为，远古经典是卓越智者的高超之作，内中该包含玄秘的学问，其解诂只能全靠专门家的学派，他们将其暗含意义辗转世代相传。自邹衍以来，天命论大行其道，本是一种神秘之学，倒适应了概括与作总体解释（似乎是该时代的特征）的需要，也符合解诂经典的迫切要求。这些因其过简而往往十分晦涩的文献何以最早作为预言集编成，又何以西汉时代谶纬之书大量涌现就不难理解。谶纬书载有大量关于数目、吉凶预测、天地关系（“分野”）、历史事件、朝代更替等问题的思辨。谶纬书十分重视天地象征图，其中最著名的有《洛书》，传说由神龟献给禹帝；还有《河图》，由黄河之龙马带给神话君主伏羲。据此两图，曾写成两本重要的谶纬书（《河图纬》与《洛书纬》）。
盛行谶纬、预言，运用预兆为政治目的服务，这些现象至西汉末年（即约于公元初年）似乎达到最高峰。上述倾向对科学知识不无影响。当然，观察自然现象由来已久，但自公元前28年起，才系统记录太阳黑斑。这种记录对于当代天文学家而言亦不无意义。张衡创制的世界史上第一部地动仪也在汉代，即在公元132年。张衡设计的器械从理论上而言可以确定地震位置。地震被视为自然紊乱的征兆。据说，曾经测出过甘肃发生的地震。此外，汉代天文器械的发展亦甚为迅速：耿寿昌（约于公元前75—前49年）创制月行图并于公元前52年献与皇帝，公元124年张衡制造出浑天仪。浑天仪有赤道环、黄道环，带中央平面、水平面，132年还配上由漏壶控制的日转装置。
第三部分 23。繁琐哲学与当时现实的关系（1）
五行繁琐哲学真正控制一切思想，因而此哲学（起码其范畴及其基本对立）见于预言解释者、经典诠解者、道教传统思想家的著作中（公元前2世纪撰写的《淮南子》就是带有道教与神秘倾向的集子，内中充满五行繁琐哲学，一如董仲舒的著作），甚而也见于谴责神秘学说泛滥、指斥迷信盛行的人士的著述中。
有人或许提出疑问，这种哲学何以如此成功。这有可能是五行哲学自认为可以对宇宙作全面解释，而政治环境则促进其发展。随着皇朝建立，郡县代替了旧封邑，城邦主的祖传祭礼消亡，政权看来已无任何宗教基础，于是似乎感到需要借助于其要素取自于古老思想的神秘的天命论。这些要素则纳入可变的系统之中。例如有一学说阐述五德相继，新克旧者；另一学说则认为，每一“德”出自前一“德”。君主行为被视作天道之行，虽然这种看法符合远古传统，但在帝国时代却有着新的背景：法家立下的法律与规例已取得古代典礼的神奇的宗教效能。秦始皇本人自视为造物主，他强行以自己的准则统一度量衡，推行新文字，通过定立官爵等级与奖惩尺度去改变社会，从而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世界。
法家构想的体制曾作为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卓越工具。在占统治地位的阴阳学说影响下，此体制又加上了一层具有宗教色彩的神奇含义：刑罚为“凶”，恩赦为“吉”。君皇的责任在于将严与宽适度配合，使吉与凶不致因其过度而损害宇宙的和谐。作为天下之主的国君以及各县郡的官吏都是全面秩序的推动者与负责人。而秩序则表现在丰收、人和、无灾害、战祸、盗匪等方面。
学派之争与思潮对立
西汉时代经典传统与诠解学派繁多，可简单归结为两个主要对立流派。当时大部分注疏者以口头传下并用当代文字记载的文献为基础（“今文”），而汉朝之前用古文写成的复本亦已发掘出来。这种考古发现激发起一场争论，其意义远远超乎鉴别文献真假的问题。争论的影响至19世纪仍然有所反映。据某些人说，第一次大发现追溯到景帝（公元前156—前140年）时期，另一些人则认为，仅仅始于公元前93年。《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新文本在孔子旧居墙内被发现。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时期，孔圣人的后人孔安国第一个对新文本产生兴趣。据说，解读这类文献并非易事。但古文经学家似乎很快就会聚了举凡反对神秘解释、拒绝将古籍视为预言集的人士。看来今文学者在追随齐国的天命说与卜筮传统（邹衍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而其对手则坚持先师故国鲁国的教化与典礼传统——而通常亦是唯理主义的传统。不过，新的流派很迟才形成。公元前51年两对立派代表在朝中进行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