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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狄浦斯王》表现了人类生存极大的荒诞性。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的人，居然违悖天伦，弑父娶母，堕入天底的罪恶深渊。这一切都来自于荒诞的人生命运。在这个命运之下，俄狄浦斯越是努力，就越是悖离自己的初衷；他越是真诚地为城邦消弭灾祸，却越是制造自己的毁灭，从而堕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
表现人类生存荒诞性作品在古希腊戏剧之后仍有沿续。十八世纪，法国专事描写变态情欲的色情作家萨德，在其作品中大量暴露了病态人生，诸如放纵、疯狂、无耻等等。1896年，法国文坛的怪人阿尔弗莱德·雅里，也写作过一部充满荒诞色彩的戏剧 《乌布王》。剧中乌布王是一个木偶，集所有罪恶于一身。他反抗理性，敌视现存世界。他在剧中高叫：“我要发财，然后杀死所有的人，扬长而去。”剧作的手法也稀奇古怪。乌布王的动作如同木偶一样，说话断断续续，时高时低。阿尔弗莱德·雅里被称为荒诞戏剧的拓荒者。
荒诞派文学作品大量出现是在西方世界进入工业化时期以后，确切地说是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人在信仰上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巨大的物质财富一方面带来人们所期许的舒适生活，而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人们所始料不及的空前危机与灾难。由于高度发达的科技力量与物质基础的参与，使战争具有了比所有以往时期都更为恐怖的杀伤力量。在一次大战中，几千万人死于炮火之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使几亿人成为牺牲品。血淋淋的现实使人们感到，高度的物质文明足以毁灭人类与地球，人类无限止的征服等于给自己掘造了坟墓，人类的努力正使自己走向毁灭的路途。人类生存的荒诞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明显地呈现出来，从而导致人的价值观念的急剧改变。
资本主义前期，人们的信仰支柱是理性精神。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曾求助于理性”，“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他们雄心勃勃地认为理性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人类迈向幸福彼岸的桥梁。然而一个世纪过去了，理性确实建立起了庞大的社会结构组织，然而社会矛盾却更加紧张，社会问题更加尖锐。在人们的精神领域，诸如金钱的崇拜、利己主义的泛滥、人际关系的恶化、道德上的沦落等等，不一而足。在此情形下，人们，尤其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对于理性准则失去了信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乔治·桑在《小法岱特》中通过一个人物说道：“上帝是永恒的主宰，可是今天，他却不管事了。”十九世纪末，尼采则更直接了当地说：“上帝死了”，因此要“重新估价一切”。在这里，“上帝”是“理性”的同义语，它表明了支配人类生存的传统准则。面对史无前例的“欧洲大屠杀”（罗曼罗兰语），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理性价值判断产生怀疑。人们丧失了原有的依托，苦闷、迷惘，没有目标，和世界失去了联系，犹如一叶浮萍、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咀嚼着“荒诞”的滋味。
总的来说，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社会危机（也即荒诞）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感到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是一种错误和偶然；二是人与他人的关系：激烈的资本主义商业竞争，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人们处在这个世界中，时时都感到敌对力量包围。要使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必须以打击、排斥他人为手段。因此，对每个人来说，“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语）。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远；三是人与物的关系：社会化大工业造成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了物质的泛滥。面对庞大的物的世界，人们感到人类自我的形象越来越渺小。人类创造了“物”，而现在“物”却反过来支配了人。人们越来越依靠“物”，从而成为“物”的从属者；四是人与自我的关系：人类创造了世界，却又越多地失去了自我。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人们不是完善自我，而是最终成为非我。
一般说来，现实生活中所呈现出的面貌同人们所认为它应呈现出来的状态不相一致，便构成了荒诞性，作家将其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构成荒诞文学。由于现代西方四种社会危机的加剧，荒诞已成了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二十世纪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大都与世界和人的生存荒诞性有关，诸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黑色幽默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现代主义文学开山鼻祖、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其诗集《恶之花》中，就以“荒诞”与“神秘”为诗歌的核心；英国诗人艾略特的名作 《荒原》，也描写了一个荒诞世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吴尔夫的小说《海浪》中，一家六个兄弟姊妹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伯纳特感到自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意义，而是时刻在变。比如阅读拜伦的诗，便感到自我成为拜伦的一部分；结交朋友，又感到朋友们时刻在改变自己——人们原本就没有自我。另一位诗人纳维尔虽然事业成功，文名远扬，却也难以找到自我，只好在袋里放一张名片，作为自我仍然存在的证明。一位是失去了自我，一位是难以寻找到自我，都表明了人类生存的荒谬。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剧作《毛猿》，以一位轮船上的伙夫杨克的遭遇表现了现代人类的尴尬处境。杨克既丧失了宗教信仰，又与大自然失去了和谐关系。他不能前进，也无法生存。在现实生活中，只好倒退到人类最原始的阶段——到动物园，与一个毛猿结交。但毛猿也并不接纳他，用力将他击成重伤。事实上，奥尼尔已经否定了人类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与过去，都没有人类存在的空间。
二十世纪初，最成功地表现荒诞主题的是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的名著《变形记》，是表现荒诞人生的代表作品。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家公司的推销员。他终日奔波于推销途中，忠于职守、循规导矩。一天早上醒来，忽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他竭力挣扎，仍翻不了身。这时，他的父母与妹妹都来敲门探问，可他不敢开门。一会儿，公司秘书来了，隔着门说，如果他再不上班，便将其开除。格里高尔万分无奈，只好用牙齿扭动钥匙。门开了，随着一声声尖叫，母亲昏倒了，秘书仓皇而逃，父亲则一拳将其打进了门里。
随着体形的变化，格里高尔渐渐失去了人性，具有了虫性。他不说话，也不吃新鲜食品，只吃腐烂的东西，并习惯于在天花板与墙上爬行，但仍然具有清晰的人类思维。家里人讨厌他。母亲一看见他就昏倒，父亲则将一只菜果扔在他背上，陷在肉里，挖不出来。
由于他失了业，一家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只好将房子分租给房客。然而当房客发现了“虫”的秘密后，都愤然离去。尽管格里高尔心里极为难受，而家里人仍把一系列不幸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