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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仅如此，陈映真还把上述两个“片面”，形成了“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说，“民国七十二年，他发表了两篇更具爆炸性的作品——《铃珰花》和《山路》。在这两篇小说里，陈映真勇敢地破除政治的禁忌，想要扫清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灰尘，想要把他所认为的‘历史的真相’呈示给我们知道”同①，第214页。。后来发表的《赵南栋》，吕正惠认为，陈映真把他在四年前所作的突破，“进一步加以发展”同④。。“凡是在《铃珰花》和《山路》中略作暗示而说得不够清楚的，在《赵南栋》里都有比较明显的铺陈。同时，《赵南栋》还把跨国经济的问题牵扯进去，这就更加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同④。吕正惠认为，这种“二而一”的思想体系，正是陈映真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同①，又，第220页。。而以这种“礓硬的意识形态”去制造陈映真的“特殊的‘历史架构’”同①。，又“过早地以这种他的历史架构去模铸他的题材”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这是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同①。。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这种特殊的‘历史架构’”？
吕正惠说，“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陈映真的两点基本前提一定会受到强烈的挑战。首先，近代台湾历史的‘主流’，是由他们所说的那一批所谓‘理想主义者’来代表吗？如果是，那么我们要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在《人间》杂志的专号论及二二八事件时，陈映真的态度颇为‘冷淡而客观’，并提醒我们，不应忘了韩战爆发以后，政府所发动的另一次政治整肃。明显的，他的小说所要描写的是后者，而非前者。陈映真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只看到历史的一面，而非全面”同①，又，第221—222页。。其次，根据上面所说的前提，“就导引出陈映真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前提：三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错误’而‘堕落’的。这个前提，清楚地反映在《赵南栋》的组织架构上”同①。。以此，吕正惠就认为：“由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人们恐怕很难客观地评断《赵南栋》的艺术价值。在目前的台湾，对于《赵南栋》这篇小说的批评，恐怕只能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艺术水准的论辩。”同③。
其次，从艺术家的职责来看，在《赵南栋》里，陈映真没有尽到“小说家的职责”同①，第223页。。吕正惠说：“假如历史有一股流动的趋势，很明显，那趋势不是小说家‘创造’出来的。小说家只能‘感受’，然后再把它表现出来。”吕正惠以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为例来说明，尽管他们拥有并笃信自己的“历史解释”或“神学”，而他们并没有安排自己确认的历史架构或神学架构，去“干涉”小说的创作，他们小说创作的“行动”也只是极忠实地凭自己的“感受”去捕捉，从而去表现的。这样，从托尔斯泰的作品里，“我们总可以感受到，托尔斯泰直觉地体会到农民的问题与农民力量”，从陀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人们感受到的则是“城市的无产者（包括无产的知识分子）不可预测的本质”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2页。。由此，吕正惠认为，和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相比，陈映真的错误是：“任何敏感的人都可以体会，三四十年来的台湾历史是怎么发展的。我们不能想象，去掉了资本主义，我们如何解释近代的台湾历史。这一点陈映真完全知道，而且知道得太清楚了。问题是，当资本主义的‘生活’还没有在小说中完全发展开来时，陈映真就已经在加以批判了，或者就已安排小说中的人物作‘自我忏悔’了。”同①，又，第222—223页。可见，《赵南栋》没有表现出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还有“以陈映真的观点来说，即‘人’如何在现代企业行为下趋于‘腐化’。小说家的职责是：向我们‘具体’的呈现那一腐化的‘过程’，而不是在那一过程还没有呈现之前就过早地指给我们看，并大声说：看罢，他已腐化了”同①，又，第223页。。在吕正惠看来，华盛顿大楼系列，并没有艺术地证明出：“自从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同①，又，第223—224页。于是，吕正惠的结论是：
作为一个艺术家，陈映真最大的错误并不在于他所固持的意识形态，而在于，他没有为他的意识形态寻求“艺术上的证明”，而反过来以意识形态去“僵化”了他的题材，因而沦为艺术上的大失败。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24页。
（三）
对吕正惠的批评，陈映真有过回应。
1987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发表了蔡源煌的《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其中，蔡源煌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陈映真都作了回答。
蔡源煌问：“最近，有人批评你在小说中所呈现的某一种‘历史架构’，那架构似乎一再暗示：继那三十多年前的狂飙时代之后，台湾的历史就逐渐走到错误的方向。你是不是认为，统一是纠正这一切‘错误’的历史的关键？”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8页。
陈映真的回答是：
“吕正惠的文章，我觉得最有兴趣的，是关于他对我的‘历史架构’的理解和批评。”同②，又，第129—130页。
陈映真论辩说，吕正惠批评他把1950年代“被肃清的真实的、虚构的、民族解放论者，当作“台湾历史的主流”，从而质问他“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地”？陈映真首先是觉得吕正惠这话“说得很隐晦”，“读了好几回，还摸不清楚他的意思”。陈映真表示，他“就不理解历史有主流或者亚流”同②，第130页。之分。陈映真回应吕正惠的是：“对于我，一九五○年充满着意义。”同④。
为什么？
首先，陈映真以为，把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白色恐怖下的“肃清”，和同时代韩国、士耳其、希腊的肃清放在一起来看，我们看到的是，40年来，在“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名下，恰恰就是刻意湮灭这“自由”、“民主”、“人权”的一种“全球性的、史无前例的异端扑杀”。由此可见，“一九五○年后在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决不能忽视肃清的‘整地’意义”。也就是说，不能忽视那次白色恐怖下的“肃清”对于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史所具有的整体性的意义，而无所谓“主流”或“亚流”的意义。
其次，陈映真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称颂了那些白色恐怖下的志士仁人，“无数被扑杀的人们”，称颂他们面对“组织性的恐怖”而“睥睨黑暗和死亡”，面对“全球意义的异端扑杀运动中”的“人类残酷的极致”而会“因着一面旗帜超越了组织的暴力和恐怖”，面对“残酷和愚昧”而英勇地“化肉身为齑粉”进行抵抗。然而，不幸的是，就是这“无数被扑杀的人们”，就是这样的志士仁人，却“受到远远比犬儒的、右翼的、地方主义最恶毒的诟嚣还要严苛的批判”！陈映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愤怒！不能不在自己的小说里留下有关这些“无数被扑杀的人们”的伟大和崇高。陈映真为自己辩护说：“描写50年代在肃清之下人的限度和可能性，写人在组织性的恐怖中怎样睥睨黑暗和死亡，非但不曾使人在绝望中还原成动物，甚且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之光和尊严。”蔡源煌：《思想的贫困——访陈映真》。《台北评论》，1987年11月，2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128—131页。
所以，无论是出于本人的经历，还是出于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陈映真都强调了1950年的重要意义，强调了他自己在小说里写1950年的重要意义，他都不能同意吕正惠对于1950年的历史和小说里写这一段历史所作的判断。
对于吕正惠批评的“置传统的士绅阶级于何处”的问题，陈映真的理解是：“吕正惠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