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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正惠看来，“跨国公司小说和《山路》、《铃珰花》两种题材，在陈映真的‘思想体系’里根本说是二而一的东西”吕正惠：《历史的梦魇——试论陈映真的政治小说》。《台北评论》，1987年9月，1期。又，《陈映真作品集》第15卷，第214页。。
（二）
《铃珰花》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两个贪玩的小学生的纯真眼光，借助于他们的见闻和感受，塑造了一位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高东茂的形象，从而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政治的大肃清作了彻底的否定。小说在艺术上也是一篇上乘之作。
这篇小说的第一段只有五个字组成的一句话，：“一九五○年。”它一下子把读者的视线，就聚焦在上个世纪那个白色的、恐怖的50年代，直逼那个年代的另类人的生命世界。小说确实把这个“开门见山”的手法，运用得相当到位。这是其一。
小说又巧妙地营造了历史的时代的文化氛围，为主人公高东茂的出场，作了人文与自然环境的铺垫。莺镇周围的废窑、山前山后被遗弃的残缺的盘、碗、小饔，点明了故事发生在负有陶业盛名的莺歌镇。这里有郑成功带兵驻扎鸢山的种种传说。原先在那废弃小园中竖立的纪念日军征台、北白川宫亲王在此营帐设立行宫的石碑，在台湾光复以后，碑石虽在，碑石上的文字，却早被人用水泥涂去了。还有黑松林里国民党兵仔吃饭的情景，也都画龙点睛地展现了莺歌镇以及台湾的历史沧桑。而眼下，生活在莺歌镇底层的乡民生活异常艰难，人称阿顺的曾益顺的二叔，就因为被生活所迫，不得不跳到汹涌的溪流中去勾拖大水冲下来的流木当柴火，不慎被一块从深山流下来的木材，猛撞了他的胸背，救上岸来吐了几口殷红的血水，只能直躺，不能起来，就等死了。小说还穿插了一组组歌曲，生动地表现了小说中的人和事发生的时代，别有一种风韵。比如，有抗战歌曲：
——同胞们，
请听我来唱；
我们的
东邻舍，
有一个小东洋。
几十年来练兵马，
要把中国亡，
…………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6页。
——枪口对外，
齐步向前。
不打老百姓，
不打自己人。
…………同①，第11页。
还有《骑马战》、《台湾光复歌》：
——八年抗战，八年抗战，
胜利终是我。同①，第9页。
——张灯结彩喜洋洋，
胜利歌儿大家唱。
唱遍城市和村庄，
台湾光复不能忘……同①。
更有那张扬志气之歌：
——太阳出来亮晃晃，
中国的少年志气强，
志气强唉……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3页。
这组歌曲不仅表现了小说中的人和事发生的时代，而且从侧面表现了教歌人之一的高东茂的思想品质，很好地营造了作品的厚重的历史的时代的文化氛围。这是其二。
其三，小说采用了电影镜头由远及近，由模糊而清晰的手法，展现了高东茂的风采。我们看，先是学生的追忆——
曾益顺在茅草地上向着疾驰的火车跳跃着，大声地叫嚷。当火车驶远，阿顺忽而默默地目送着它远去，脸上挂着一层的寂寥依恋。
“阿助，我问你。”曾益顺忽然说。
“嗯。”
“阿助，如果高东茂老师在火车上，他会看见我们——吗？”
“不知道。”我沉思着说，“我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有谁知道呢？同①，第11页。
于是，阿助就回忆起往事。去年，他们上小学五年级，学校在家长会的压力下，决心把经济困难和“智力”无法升学的学生，另外设班。高东茂老师是惟一的、极力反对分班的老师，但是，当校务会议决定分班时，他又志愿做这个班的班主任。后来人们称为“看牛仔班”的班主任。高老师在“看牛仔班”的教学很特别，一是增加了图画、唱歌的课；二是注重劳动实践，去帮助穷苦学生的农家种地、整顿公共卫生、到田里学习种菜、施肥、除虫的知识等等，特别让人吃惊的是，高老师把学校公认为“素行顽劣”、又穷又顽皮的曾益顺升为级长，而且向全班报告筍龟的生活史。阿助清楚地记得，从曾益顺的谈话中，听到一些新鲜而又不十分懂的话，诸如，分班教育是教育上的阶级歧视，穷人种粮食却要饿肚子，穷人盖房子却没有房子住，等等。让人难忘的是高老师曾经向自己道过歉。那年夏天，像往常一样，许多同学向阿顺预订了筍龟，可是，一天天过去，阿顺并没有交货。五六个“升学班”的同学跑到“放牛仔班”找阿顺要筍龟，阿助忙过来解围，猛然，谢樵医院院长的儿子谢介杰向阿顺一推，阿顺竟茫然地、白着脸跌坐在四五尺远的地上。恰巧这时高老师来了，要筍龟的同学一哄而散，只有阿助一个人站在那里，高老师挥出一记沉重的耳光，甩在阿助的右脸上，怒声地说：“还没有到社会上去，就学会欺负穷人吗？”就在当天，放学的路上，高老师和阿顺同时迎他而来——
“庄源助，老师对不起。”高东茂老师微笑着说。我抬头望着高瘦的高东茂老师，看到他一张苍白的脸，用一双像是为了什么而长时忧愁着的眼睛望着我。
“分班是……大人做的坏事。”高东茂老师说，“老师的错，在于用一个坏事来反对另一个坏事。啊，啊，不懂吧？总之，老师对不起你了。”
我自然是不懂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五年级的学生都同时流下了眼泪。
“我们都不要让别人教你们从小就彼此分别，彼此仇恨，”高东茂老师说，“啊，彼此……”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13—14页。
这时的阿顺也追忆着，他因为高老师对父亲的劝说，他十岁才入学的。台湾光复的第二年，“二甲那边的高厝，从中国大陆回来了一个青年。他原是日本征了去中国大陆打仗的。可一去了大陆，却投到中国那边做事了。这年轻的人，恰好是高东茂老师”陈映真：《铃珰花》。《陈映真作品集》第5卷，第22页。。
人们竟料不到，过了寒假，回到学校，却不见高老师了，“放牛仔班”换了一个女老师，曾益顺被撤去了级长的职务，又开始恢复打架、闹事和逃学的旧态。阿顺早已听说，在旧历年前一个细雨的夜里，一辆吉普车开进了高老师家的小院，两三个人下来敲高家的门。高老师撞破了屋后的一扇窗子，冲出雨中的黑夜，消失在通往大湖乡一带的稻田里。如今，这两位好友，在逃学的路上，再一次深深地怀念起他们敬爱的老师了……“高老师那么好，为什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谁知道呢？”同①，第14页。
再是洞中的突然出现——阿顺和阿助游逛到一个山洞口，忽然看见一个人影正要夺洞口冲出去。就在那一瞬间，阿顺发出一声悲厉的叫声：
“高老师！”
那人紧紧地握着一枝短棒，收住正要奔逃的双脚，回过头来。啊！那是高老师吗？脏脏的长发，深陷的面颊，凌乱而浓黑的胡须，因着消瘦和污垢而更显得巨大，散发着无比的惊恐的，满是血丝的眼睛。
“高老师……”
曾益顺开始流泪……同①，第32页。
在这里，陈映真突出地表现了高东茂的思想情绪以及他的变化：他猛然见了两位学生，先是惊恐，再是深深的忧伤，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高东茂极其简洁、干脆的语言传递出来的。
小说写道，高东茂开始以极度恐惧的神色，左右盼顾着，他用命令的语气说了两次“进去”。第一次，他指着洞口说“进去”，那声音又像是发自一个极其老衰的老人。阿顺首先毫不踌躇地走进了洞口。第二次，是他压低了声音，惊恐地斥责犹豫不前的阿助：“进去！”当师生三人进洞坐定了以后，高东茂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深深的忧伤代替了恐惧，他深深地忧虑着，这次师生山洞相见，将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灾难？他再一次用毫不含糊的口气，说了五遍“走吧”，但学生们执意央求要给老师带回点吃的。于是，他着急了，由微弱的语气，变为高亢的声音，连说“走，走！”当他说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