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髌芳返�9卷，第3页。
接着，他又从家庭的影响，具体地评说了自己早期的作品：
他的父亲一代出身于农村的败落的家庭，因着刻苦的自修，成为知识分子而向市镇游移。一九五八年，他的养父去世，家道遽尔中落。这个中落的悲哀，在他易感的青少年时代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种由沦落而来的灰暗的记忆，以及因之而来的挫折，败北和困辱的情绪，是他早期作品中那种苍白惨绿的色调的一个主要根源。当我们读《我的弟弟康雄》、《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便感到这种贫困的哀愁，困辱和苦闷的情绪，弥漫在故事的背景。同①，第3—4页。
在这里，陈映真深刻反省自己的是：当时的他，没有理解到市镇小市民的社会的沉落，在工商社会资金积累之吞吐运动的过程中，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当时的他，不懂得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沉落，不曾懂得把家庭的、个人的沉落，同自己的国家的、民族的沉落联系起来看，而只是一味凝视着孤立的个人的、滴着惨绿色之血的、脆弱而又小小的心，自伤自怜。于是，当时的他就成了退缩的逃避的人。他逃避一切可能刺痛他那敏感的心灵的一切事物，包括生了他、养了他的故乡。陈映真“把自己放逐了，放逐出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同①，第4页。。这一切，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伤感的放弃故乡的哀愁。你看，《故乡》里，“我”就反复地说：
故乡便时常成了我的梦魇了。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7页。
——我不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3页。
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同①，第44页。
陈映真坦诚地反省说，这是一种市镇小知识分子脆弱心理的反映。所以，2004年1月22日，在接受大陆学者赵稀方访问时，对于赵稀方提问的“您的作品看起来是一种反抗，其实骨子里有一种脆弱和颓废”时，陈映真回答说：“这个其实有很多人讲，李欧梵也这么说过。”陈映真在讲述了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如何颓废以后，又说：自己劝他不是道德上的规劝。他就告诉那位好朋友说，国民党巴不得你这样呢，关了那么多年你都没有被关垮，怎么出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而，陈映真又是很欣赏他的那种颓废的。陈映真的内心与他有一种共鸣。陈映真就说：“是我的后天的社会主义等等东西把我管住了。”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可见，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有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可以“管住”那绝望中的颓废，那人性中的软弱一面。
在赵稀方问及陈映真的“颓废”主要来自何处时，陈映真毫不隐讳地回答说：“第一个方面是文学。我觉得文学最大特色就是不审判人，它承认人有很软弱的地方。我们不会说这个人该死，应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是说一个人有两面，有善良的一面，神圣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人是动物变来的所以也有动物的一面。这个颓废就来自于这另外一面。想要放纵自己。这一面我是有的，虽然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二方面是宗教。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最大特点就是基本上，承认人是软弱的，人是有罪的。我年轻的时候与我的所谓的原罪奋斗了半生。”赵稀方：《陈映真新年访谈录》。《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6月25日，第2期。
（二）
陈映真早期的某些作品，还表现出另一种内涵的孤独，那就是，从孤立的个人角度升华为群体的他人方位，从小我的个人温饱扩展到大我的改革或革命事业的成败。由此而产生的孤独，正是一种社会先行者的孤独，一种革命者的孤独。
通常，在改革或者革命事业遭遇挫折的时候，这种孤独感总是会时时出现的。
陈映真写在《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就是这样。当着吴锦翔满怀希望在山村小学进行教育改革的时候，第二年初春时节，全国形势急剧地变化，省内发生了“骚动”即二二八事件，全国发生了“动乱”即国共内战。这样事实上的时局，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吴锦翔的思想也发生了“混乱”。一方面，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中国。他努力地读过国内的文学，“第一次他开始不用现存的弊端和问题看他的祖国。过去，他曾用心地思索着中国的愚而不安的本质，如今，这愚和不安在他竟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而且由于这个理由，他对于自己之为一个中国人感到不可说明的亲切了。他整日阅读着‘像一叶秋海棠’的中国地图；读着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岳，每一个都市的名字。他仿佛看见在浑浊而浩荡的江河上舢舨，宿着龙和留着白胡子神仙的神秘山峦；石板路的都市，挂满了优秀的正楷写成的招牌的都市；病穷而肮脏的、安命而且愚的、倨傲而和善的、容忍但又执著的中国人”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9—30页。。小说写道：
在这样的感情中，他固然是没有像村人一般有着省籍的芥蒂，但在这样的感情中，除了血缘的亲切感之外，他感到一股大的而暧昧的悲哀了。这样的中国人！同①，第30页。
另一方面，面对现实，他又不能不为着国内的“动乱”而困惑。“他想象着过去和现在国内的动乱，又仿佛看见了民国初年那些穿着俄国军服的革命军官；那些穿戴着像是纸糊的军衣军帽的士兵们；那些烽火；那些颓圮；连这样的动乱便都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理由了……
这是一个悲哀，虽其是朦胧而暧昧的——中国式的——悲哀，然而始终是一个悲哀的……同②。
再加上，吴锦翔的“空想的性格”使他经受不起这巨大的冲击，“冥冥里，他忽然觉得改革这么一个年老、懒惰却又倨傲的中国无比的困难来”同①，第31页。。他甚至觉得，“有一天中国人都挺着腰身，匆匆忙忙地建设着自己的情形”同①。，竟然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于是，吴锦翔颓然了。可以说，正是当时中国的严酷形势，以及他的耽于空想性格的弱点，导致了他悲哀、疑惑，进而由这满怀的孤独感最后走向了幻灭。
事实上，在改革或革命的征途上，当着自己的正确主张一时不为大家理解，甚至受到众人的指责的时候，这种孤独感也就会深入骨髓，令人痛苦不已。《加略人犹大的故事》中的犹大就是这样的。犹大不被反罗马统治的奋锐党人理解，反而被指责为“异端”。那是一个不分洁净的与污秽的时候。于是，陈映真告诉人们，犹大的心是寂寞的——
他已经在不觉之间成了一个忧郁病患者。一种温和的、幽暗而且仿佛无极的颓废和缠绵的、无名的忧愁在他的心的深处筑巢而且营丝了。陈映真：《加略人犹大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88页。
看来，凡先行者、革命者有这样的悲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既如此，身处当今民族分裂的时代，陈映真就不能不让这种孤独一直伴随，直到今天。
记得，1997年11月6日，在北京东土城路甲25号中国作家协会三楼会议室，为庆祝陈映真六十岁生日，大陆文学界的朋友和他举行座谈。会上，陈映真说到了他的“孤独”。他说，有时候觉得，台湾这个社会会扔下他。在场的曾庆瑞立即给他写了个纸条，上面写着：“是战士，就‘孤独’。我相信，台湾社会不会抛弃你，时代不会抛弃你，历史不会抛弃你。”第二年的11月6日晚，在河北承德，当地文学界和电视台的朋友为陈映真六十一周岁贺寿。席终，在避暑山庄对面的饭店里，我和曾庆瑞、张爱琪跟陈映真、陈丽娜夫妇促膝相对，长夜共话文学和人生，言谈中又说到了“孤独”。陈映真反复地表述了他自愿选择孤独去守住自己的价值。他说：
“对资本主义、尤其是畸形资本主义制度、生活和文化抱持批判的思想，在1950年以后极端反共的台湾不被理解，受到镇压，是必然的。我自己的选择，使我‘孤独’。有时候，人们必须选择孤独去守住自己的价值。
“在大陆，有时候我觉得在一部分朋友那里，其实我怕也是孤独的。‘陈映真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