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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的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四十五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七十万人）。四十五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
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到五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五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五月二十七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
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
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