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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央考虑过多次，现在省委的同志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主张，实际上是把大队一级取消。公社和大队两级，除了领导领导、计划计划、检查检查、推动推动以外，不管钱，不管粮；将来把供销社搞起来了，商业也不管。现在一个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这个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公社委员会也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大队一级我们设想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采取老办法，规定一个补贴的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一个文书就可以了，文书的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可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好处。
总之，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决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减少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是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本来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决定从国外购买生产维尼纶的资料和设备，后来耽误了。如果把维尼纶厂建设起来，就可以减轻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穿是这样，吃、用也是这样。
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问题。市场要管好。
中央已经决定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总之，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把城里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好地搞，就有希望。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我们要争取在五年内，就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干部工作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地方的同志一定要支持军队干部转业，不然，军队统统是军官，没有兵，或者一个军官带两个兵、三个兵，这样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了。军官就是有个年龄的限制，年龄大了，打起仗来爬山就爬不动。特别是当个团长，上了四十岁就不行了，跑到前线去侦察，探地形，翻雪山，就困难得很，年轻一点的才跑得动。最近从军队调一些干部出来，是有意识地抽调一部分骨干加强商业方面。这些干部，各地方必须容纳，必须分给商业部门，这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因为你们那里的干部不好安排就不接受。还有，干部总是要提拔一些新的。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十年就要增加三百万左右，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组织工作汇报时，我提出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对干部是一个锻炼。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在农村基层搞久了，也有缺点。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跟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看是不是可以找些地方试一试。我个人考虑，可能是个好办法，至少没有坏处。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中试行，比如厂一级干部可以下去当车间主任，当两年再说。为什么总是你领导人家，不可以被人家领导一下呀？总之，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苏联怎么样，我不清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最近，刘少奇同志批评，对干部作鉴定好多年没有搞了。组织部门应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