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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报告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估计是恰当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明确的详尽的。
我认为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在全党范围内提出这样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完全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这个决议之所以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不只是因为整个过渡时期的革命内容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斗争也极其复杂、极其尖锐，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所以需要党以更加坚强的团结和更强的战斗力来保障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于是在我们党内，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这个决议草案，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的，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所谓具体事实、具体对象，能不能解释为只是针对个别的人呢？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以为它主要是指的在现阶段党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防止和克服的一种倾向；不能解释为这个决议只是针对个别的人，对于我们、对于我自己无关，因而可以疏于检查和防范。
这个决议草案是很全面的，它分析了全部的形势，内部和外部的形势，提出了有效的办法。现在，我只就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骄傲问题来讲一讲我的认识。
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决议草案是这样说的：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有意地或无意地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草案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就一般意义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该这样认识：骄傲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做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而骄傲的人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因而常常觉得党和别人对他重视不够，对他没有什么温暖，反而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而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骄傲会把自己所领导的工作或地区摆在一种不恰当的错误的地位。比如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情况照顾不够，遇事总以为理在地方，甚至觉得上头的约束对他很不舒服，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事实上，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管做任何工作，能够说没有缺点没有错误吗？所以，把自己估计得不恰当，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遇到检查和批评就很不舒服，这是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是与党的原则完全不相符合的。骄傲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大看得见别的人、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的工作也做得好。遇到表扬多一点的时候，就有一点飘飘然。在对待与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的关系上，多注意自己方面的困难，忽视对方的困难，不大注意照顾别人，甚至连一点亏也不能吃。在同志之间，看自己的长处多，对自己的短处看不见，或者看得很少，对别人的短处看得很多，长处看不到。对一些非原则问题，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也斤斤计较，相持不下，不善于让步，不善于等待。
骄傲，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骄傲，不能不使党的团结和党的工作受到损害。革命胜利以后，有些现象我认为是很不健康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我们党赖以取得胜利的那些党的原则，例如对错误和缺点采取严肃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目的的原则；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治病救人的原则；照顾别的人、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照顾少数的原则等等，在革命胜利以后，却很少讲了，而与这些原则相违背的一些现象反而在滋长着。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题，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题，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