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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区和崭新区，都应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
二
在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某些干部的抵触，因此必须使干部从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中来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全部正确性。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
子、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岛，也便利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丑、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在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如安徽有反对国民党桂系的力量，河南有反对国民党汤恩伯的力量，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我们今后在补救上最感棘手的问题。
辰、经验证明，杀人过多不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因此更加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与群众的不安和不满，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对土蒋只采取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上的瓦解，一般都是失败的。经验证明，应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在军事上，又应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最反动的部分，中立那些不积极反动的部分。凡是用这种策略的都获得成功。
巳、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经验证明，在抗战初期我们实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获得了巩固的后方，即在敌情最严重的区域，也能在大多数人民（包括地富的抗日分子）同情和拥护下安置伤员，建立兵工。而在南下后，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
午、政权在新区人民中具有传统的威信，是一个极大的组织力量，而我们却忽略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于大多数人民要求的，但在新政权毫无准备的时候，我们也失之过于性急，不懂得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府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不成问题的，这些旧政府是不会真心为我们办事的，所以必须尽早地建立新政权去代替旧政权。但在新政权还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只要旧政府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混乱，而又能解决一部分军需的作用，对我们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
未、历来的经验证明，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与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比如我们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队、剧团、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
申、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