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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理事国；美国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了；苏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显然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德国和苏联一签订秘密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马上就爆发了。二战后成立了联合国，由战胜国美国、苏联、英国、中国、法国担任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最近，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日本、德国、印度、巴西成为“增常”候补国，这反映出冷战结束后大国格局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后，印度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大国。它不仅是核国家和远程导弹国家，而且正在迅速发展“深蓝”海军。它在厄瓜多尔与中国争夺石油资源，它的软件和低端信息服务正在进军全球市场。巴西成为世界大国的最新候补者，不仅因为它是世界面积和人口的第五名，它能够与中国合作生产支线飞机抢占这一领域的国际市场；更因为它是潜在的“世界粮仓”，同时亚马逊河流域又是“世界之肺”，对于今后全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关系巨大。到本世纪下半叶，任何单一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会被印度、巴西、日本、俄罗斯抛在后面，只有欧洲联盟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与美国和中国相抗衡。
世界领导国与最后的大国
在工业化时代，世界领导国必须是拥有海上霸权的国家，只有像苏联那样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巨无霸国家可以作为一个例外。在核时代，世界领导国所增添的必要条件是拥有核霸权与空间霸权。到了信息时代，拥有信息霸权自然成为世界领导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19世纪的世界领导国是英国。在英国达到鼎盛时期的1860年前后，其生铁产量占世界的53％，煤和褐煤的产量占世界的50％，消费的原棉占世界原棉产量的50％；其现代工业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的40％…50％或者欧洲的55％…60％；其人均工业化水平是法国和美国的3倍，是中国和印度的15倍和20倍。英国始终保持着相当于他国海军两倍以上的强大海军，而其实际战斗力有时可能超过任何别的三支海军或四支海军，基本上相当于除其自身外的世界其他海军实力的总和。悬挂英国国旗的商船队占世界商船队的三分之一强，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增加。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大洲。伦敦是世界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政治中心和新闻中心。
根据保罗·肯尼迪的看法，20世纪的基调是“两极世界”，也就是说有两个世界领导国。虽然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了英国，但20世纪初的世界领导国仍然是英国一家。作为一战后国际秩序基石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美国发起建立的，但它迫于国内压力而把其主导权又交还给了英国。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日、法、意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比例为5∶5∶3∶1。75∶1。75。在1927年美、英、日三国的日内瓦海军会议上，美国想把华盛顿会议规定的5∶5∶3的比例运用于辅助舰只，英国坚决反对，它要保持一支在总吨位上仍然超过美国的英国舰队。1930年，英、美、日、法、意五国再次召开海军会议，最后于4月22日签署了《伦敦海军公约》，规定英美日3国的战列舰比例5∶5∶3；驱逐舰的比例为5∶5∶3。5；在潜水艇方面则完全平等。英国最终同意美国海军与自己平起平坐，是对双头领导格局的无奈的承认。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丘吉尔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两次“三巨头会议”中的尴尬地位是英国霸权陨落的标志。战后的世界领导国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1972年5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和《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将两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和反导系统限定在一个大致相等的水平，这可以说是对“两极世界”的一种法律确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拥有可以相互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极世界”的冷战格局——辅之以边缘地带的局部热战，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东欧剧变”之后，苏联自身解体，其前盟国陆续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极世界”变成了“一超多强”的新格局。从现在起一直到2030年或者2050年，美国将是唯一的世界领导国，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下半叶，谁会是最后的大国？
所谓“最后的大国”，就是说，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巨大力量。国家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所拥有的巨大力量，最终是要移交给超国家的全球性机构的。在西方，康德、马克思、威尔逊是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体愿景的代言人。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李大钊都曾表达过对世界大同的企盼。梁启超说：“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之一语，已成为过去之信条，其支配人心之力日益薄弱……物质上精神上事事物物皆渐成为‘国际化’也，畴昔人类利害之冲突为纵断线，今后人类利害之冲突为横切线，而国家调护奖借之力乃强半失其效能。人类之相率以自庇于国家以上之团体，有固然矣。”［3］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只要平和会议变成了世界的议会，仲裁裁判变成了世界的法庭，国际警察如能实现，再变成了世界的行政机关，那时世界的联合政府，就正式成立了。依我的推测，这世界联邦进行的程序，就是：（一）各土地广大民族众杂的国家，自己先改成联邦；（二）美洲各国组成全美联邦，欧洲各国组成全欧联邦，亚洲各国组成全亚联邦；（三）合美、欧、亚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四）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4］
从“联邦的世界”走向“世界的联邦”，理所当然，势在必行，但谁也说不好究竟会在哪年哪月实现这一愿景。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是人们无法否认和拒绝的现实，总的来说它有利于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仅仅依靠市场无法解决国家间消费和福利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在一国范围内，是靠民主政治和福利国家来平衡和制约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类似的机制。首先，依靠发达国家的慈善行为不是长久之计。近年来，发达国家提供政府援助的积极性下降了，过去定下的援助指标迟迟不能兑现，因为它们对无偿援助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产生了疑虑，是不是过去的援助都落入了蒙博托一类独裁者的腰包，而没有用在嗷嗷待哺的灾民身上？如果完全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现有的全部债务，势必影响到国际银行家未来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其次，依靠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国际“独行侠”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就更不现实了，难道可以设想用恐怖主义的绑票方法来实现财富转移和国际正义吗？真正的出路在于建构超国家的民主政治机制，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公共财政再分配。所以说，推动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对资本所主导的经济一体化进行规范和制约，最终建立世界联盟和世界政府，是实现全球正义、平等和永久和平的必要前提。而按照全球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快慢不同，“谁是最后的大国”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美国是最后的大国，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世界政府。第二，美国和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双头领导格局下筹设超国家机构。第三，中国是最后的大国，在中国的主导下组成世界联邦。
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们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