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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比重高达45％，而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发展较大城市将意味着第三产业的重大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大量增加。
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浙江省已经率先提出了新的城市发展方针：（1）合理发展大城市，强化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放松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为限制，从适度扩张规模、加强基础建设、强化现代城市功能等方面入手来加快大城市的发展，以充分发挥其作为中心城市的主导作用。（2）积极培育发展中等城市，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集聚规模。重点培育现有的中等城市，提高层次，扩大规模，有的可培育成为大城市；同时着力培育一批具备条件的小城市成长为中等城市。（3）择优加强小城镇的建设，加快实现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从分散建设到集中建设转变。［26］
从全国范围来说，还应当重视大都市带或者叫都市连绵区的建设。在21世纪的中国，第一步是建设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个已经初步成型的都市连绵区，然后在山东济南青岛间、福建沿海以及欧亚大陆桥、长江、京广线、京九线沿线建设新的都市连绵区。为此，必须加速建设沿海、沿江以及“几纵几横”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构建未来大都市带的骨架。到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一二十个千万人级的大城市，上海、北京的人口有可能突破三千万，我们应当对此预作筹划。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是高质量的城市化，也就是说，要以中产阶级作为市民的主体，要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秩序和独特的城市风格、人文品位；防止环境污染、两极分化、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和黑社会。
全球运筹：迈向一体化
中国在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基本实现民主化和城市化之后，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天下事。届时，中国的国际目标与价值理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走向。
21世纪是人类通过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走向全球共同体最为关键的一个世纪。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反一体化，将是本世纪的世界主要矛盾。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新、韩国等OECD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实际上新加坡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也应包括在内。拉美国家、东盟国家、南亚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是全球一体化的追随者与“搭便车”者。站在全球一体化对立面的是一部分伊斯兰教国家和一部分独联体国家，还有一个很大的未定数就是中国。
在发达国家自然也有反全球化的声音。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绿党领导人纳德和改革党领导人布坎南可以说是代表反全球化运动左右两翼的候选人，但他们获得的选票加起来尚不足全体选票的5％。迄今为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最坚决的力量。本·拉登之类的极端分子甚至不惜以恐怖主义手段滥杀无辜，鼓吹和实施对西方的所谓“圣战”。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一边倒”、六十年代对抗“四面八方”（反“三尼”——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印度总理尼赫鲁，打倒“帝修反”，“扫除一切害人虫”）、七十年代反苏“一条线”之后，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从热衷“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转向“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国际主义舞台大踏步向民族主义堡垒退缩。“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千万不要当头”，“韬光养晦，善于守拙”，这些主张与“猫论”、“摸论”是完全一致的，有利于长期动乱后的休养生息。然而到了新世纪，参与还是反对全球一体化，是中国必须做出的一个决断。
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在政治上反对一体化，鼓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体制）”，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果不辅之以政治一体化，就会变成单纯的“跨国公司化”，受到最大伤害的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和社会弱势群体。从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就出现过类似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现象的事态，卡尔·波拉尼曾把1914年称作是“市场体制达到最高潮的时期”，但是在没有政治民主化加以制约的情况下，紧接着便爆发了世界大战。中国实行“不结盟”政策，本来是要在国际上“少树敌”，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却与美国和OECD阵营建立“由强大的联盟和机构组成的国际体系”的战略目标处于对立状态。
研究国际政治与外交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外交尚缺乏清晰完整的战略性大思路和理论背景的支撑。中国如果想在21世纪下半叶崛起为最后的大国，就必须从大处着眼，在世界秩序、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全球联邦等方面改变旧思路，树立新观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对外贸、外资依存度的提高，国人逐渐感觉到，美国股市、中东油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21世纪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国防安全，尤其要注重经济安全、环境安全。世界新秩序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而且要为全球社会建立一整套能够有效运转的规则与制度体系，以促进人员交往、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中国应更加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对于现有国际规则中不尽公平合理的部分，首先要参加进去，才能从内部加以改造，也就是说，中国要“学会做国际体系内合法的忠诚反对派”。能不能建立对世界秩序、世界体制、世界市场的信任感，关系到21世纪中国发展的全局战略。
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经济区域——欧洲、北美和东亚，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芒德尔甚至预言未来将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区。在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已经建立了欧洲联盟，北美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只有东亚还没有出现经济和政治的统合。本来，这种尴尬局面是不应当出现的。在一千几百年的东亚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区域体系的主导者，日本、朝鲜、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都是该体系的参与者。只是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由于中国的迟钝、蹒跚，才给日本造成了机会，使人口仅为中国十分之一、面积仅为中国几十分之一的日本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后来居上。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起飞，东亚的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新的格局。对于近来朝野呼应、互相激荡的反日情绪与举动，中国学界表现出冷静反思与高度警惕的态度。更有不少学者顶风而上，大胆提出了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池元吉等提议建设“中日韩经济合作体”。［27］张蕴岭进而认为，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建立“东亚共同体”。［28］钱文荣、余永定、赵春明、阎学通等在“清华—环球论坛”座谈时指出：亚太经合组织（APEC）长期保持论坛性质，它发挥的作用就不大，因此我们不能害怕机制化。东亚区域化谁来领导？如果中国人感到自己实力不够，不想当头，又不放心让日本人当头，解决方法是把韩国人拉进来，模仿欧洲“法德英三驾马车”模式，形成“中日韩三驾马车”，可以轮流坐庄。［29］首先摆平东北亚国家的关系，再把东南亚国家和中亚国家包括进来就很容易了。
区域统合包括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集体安全和政治一体四个组成部分。谈到东亚政治一体化，从眼下形势看起来好像是很玄乎的事。但回顾欧洲一体化的成功经验，或许能够给人们一些信心。在二战硝烟弥漫的1943年，后来被誉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在提交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欧洲各国如果只是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就无和平可言。”“欧洲繁荣与必不可少的社会发展意味着欧洲各国应该成为一个联邦，或是一个‘欧洲实体’，使欧洲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单位。”［30］从最初的呼吁到世纪末的欧元诞生和欧盟内部多数表决机制确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如果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认真筹划东亚政治一体化，谁说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后看到亚盟与欧盟在欧亚大陆两端遥相呼应呢？东亚统合的实现，将会大大增强中国和整个东亚在全球一体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与东北和东南面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