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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的联系
就我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段期间还有一件相当重要的事，那就是和意大利重新建立了联系。在 1945年前，我们还曾想过要回意大利，但是看到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后，决定还是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因此，我曾有一段时间或多或少中断了和意大利的关系；但到了50年代中期，我重新和意大利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并开始对意大利的经济政策等议题感兴趣。
1955年，我以福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Lecturer）的身份，在罗马及巴勒莫（Palermo）两所大学待了一年的光景。当时，我几乎已完全忘记意大利和美国在高等教育系统上截然不同的情况。意大利的高等教育系统是由三个阶层构成：极少数年纪大的正教授占据了最上面的一层，地位近似上帝；第二层是由一群充满希望、有时候又有一点卑屈的助理群所组成；而为数众多的学生则是整个结构的底层。我永远都会记得我待在罗马大学发生的故事，当时的校长帕比（Papi）教授，也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代表，邀请我到教师的座谈会上讲话，他介绍我是一位充满希望的年轻新星（当时我已经38岁）。我对他的夸奖致谢，但也指出，如果在美国，我恐怕已被视为有点过时的人物了！
1960年，我离开了卡内基…美隆，前往西北大学执教一年。之后我就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待了下来。我把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期间区分为两个阶段落，以1974年，也就是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年度为界。
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可称为凯恩斯学派的黄金时代。当然，各位应该了解，我所谓的凯恩斯学派是指那些优秀的凯恩斯主义者。我讲的是索洛、萨缪尔森、托宾、海勒之类的人物，而不是那些任何时代都有的异端学者。60年代中期，我接受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邀请，为美国经济建构模型，以作为预测及政策分析之用。此一模型是和安多（Albert Ando）一起建构的，基本上是依循凯恩斯主义的路线，但是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路线非常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货币比原先想像的还来得重要，因为我的消费函数与货币政策存在互动的关系。由于在我的消费函数中，消费是由所得和财富决定；而利率的高低会影响财富，因而货币政策影响所得又多了一个渠道。再者，根据我们的估计显示，这个渠道甚至比传统透过投资影响的管理还来得快速，因后者有很长的时间落差。
〉〉〉建构经济模型
为了配合经济理论的发展，我们对原先的设计做了两点必要的变更。首先是有关物价水准的模型，一开始我们是采行传统凯恩斯学派文献中所称的菲利普曲线（Phillips Curve）来处理。这个公式基本上认为在物价膨胀与失业之间，可能有一个长期的取舍关系。但这项机制后来经菲尔普斯（Ned Phelps）以及弗里德曼证明是错误的，特别是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就任演讲上，引入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的概念。我们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观点，并在1960年末修改了模型，将垂直的菲利普曲线纳入，此一修正广受支持。垂直的菲利普曲线主要是说，即使透过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把失业率压低到某一临界水准以下；假如想要达成的就业水准过高，可能需要以加速通货膨胀为代价，到最后只有被迫接受大量的失业，来扼制通货膨胀。
现在谈谈第二项变更。在我们开始建构模型时，物价膨胀还不是一项大问题。但是到了1960年后期，此一问题变得非常严重。我们必需考虑物价膨胀对经济产生的各种不同效果，首先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实质利率，即经过物价调整的利率。我们为联邦准备理事会设计的模型至今仍被采用。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前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就。首先要提到的是，我花了不少时间探索生命周期的模型更多的意义。其中之一近年来变得相当重要，那是有关财政赤字（Deficit Financing）的经济效果，或更广泛地说，就是公债的问题。运用生命周期的架构，人们可证实，赤字或负债取代了生产性的资本，因此将会影响未来世代的福祉。政府的借款会吸收相当金额的储蓄，从而减少了可供投资（或是可增加资本存量）的资金。这是赤字危害经济的基本机制。生命的长度虽然有限，一般来说仍会超出赤字的存续期间。因此，一元的赤字，并不必然取代一元的投资。假如目前赤字增加的话，我们就必须在往后的生命中付出更多的税，而这又必然会透过增加目前储蓄的行为来反应。不过，还是有许多赤字将会取代私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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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7）
其次，我曾对生命周期模型进行几项实证研究。其中一项是验证负债会取代私人生产性资本。另一项则是跨国的比较研究，以检验各国不同的储蓄行为是否可以从经济成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的观点来解释。最后，在同事德瑞士（Jacques Dreze）的合作下，我将生命周期推广到不确定性这个领域，此举也激发了许多后续的著作，其中之一就是结合生命周期与资产组合理论。
〉〉〉协助解决现实问题
而第三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受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所激发，而加入对当前经济政策议题的探讨。50年代与60年代这段黄金时期，全世界的经济可以说是相当健全地发展，而其中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国际收支体系—即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的产物—开始出现压力。这个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当时不断增加的世界贸易，基本上是靠美国经常账与资本账的赤字所创造的流动性来融通，其机制并不健全。在我和坎能（Peter Kenen）合著的一篇文章中，建议透过创造一项新的国际支付工具—“国际交易媒介”（Medium for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简称MIT），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这在国际支付工具的发展史上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这项建议并未获采用，后来由于美国在流动性的创造上失去控制，导致问题更加恶化。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危机，我和早期的学生阿斯卡里（Hossein Askari）在1971年提出了第二项建议。其中包括一方面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同时也授权其他国家借着单边的汇率管制来控制美国的赤字问题。除此之外，这些国家也可以选择透过一项外汇的保证来保护该国美元准备。不管这项方案有什么优点，但它提出的时机太慢，以至于无法避免美元的暴跌。由于美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足够的黄金将自己的美元负债转换成黄金，因此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遂告寿终正寝。
也就在此一时期，我答应为意大利最负盛名的报纸Ⅱ Cor．riere della Sera定期撰写头版的专栏。这项工作从1972年底开始，我忠实地履行了约五年之久。这段新闻工作中最难忘的一段插曲发生在1975年。当时的制造业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答应了工会提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薪资自动调升条款（Escalator Clause），即生活费用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有工人，包括白领阶级的工人，其薪资均调升相同的金额，而不是相同的百分比。这项协议意味着高所得的劳工将不能跟上物价膨胀的脚步，而低所得的劳工却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我警告我的意大利同胞：这样的合约将会给国家带来诸如通货膨胀、扼杀工作诱因等不利的后果。但一开始我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怪的是连经济学者也安静无声。一直到几年后，整个国家，包括劳工在内，才了解这种形式的指数调整所造成的弊病，但这项做法遭全面扬弃则历经了近十年之久。
现在，进入到我生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从1974年迄今。在这个阶段，我最尖锐的一篇论文是1976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理事长的上任演讲，讲题是《货币论者的论争，抑或我们该放纵稳定政策？》（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or Should We Forsake Stabilization Policies？）当时，货币论者因为种种原因非常强势；而这篇就任讲演正是冲着货币论者而来。我的主旨是在说明，所谓货币论者与非货币论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