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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之乐
住嘴！讲得够多了。对“名人录”式的简介，这样已经过多了。上面所描述的内容，也适用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厌恶军旅生涯的西点毕业生，或许愿意承诺一项浮士德式的交易，以虚掷一生来换取升迁与勋章。
在学术与科学的领域中，我所看重的报酬是能穿梭于神秘的森林中进行奇妙的探索。我21岁即开始撰文出版，此后不曾中止，希望往后也能一直继续下去。约翰逊（Harry Jobnson）去世时，有18篇文章正在校稿中，真可谓战死沙场！（即使是像他这种做事绝不半吊子的人，18篇也是过量了。）
我的思绪里永远思索着各种经济观念与关系。大文豪据称也会灵感不继，文思永久或暂时枯竭，而我却无此困扰。如同我在另文中所说，繁多的议题与疑问在我的脑海中萦绕，或许终我一生也写不完。某种我曾注意到的统计方法，也许哪天能用来解决某项金融上的问题。
恰似孕妇分娩一般，我在著作出版时会有解脱之感。我是否已经出版太多？别人尽可有他们的评断，而我自己，几乎打从心底就不曾后悔自己写过的任何篇章、论文、附注或注脚。反倒是某些编辑因耐性不足或受限于篇幅或编排的考虑，多次横加删除，令我耿耿于怀。
或许这意味着老餐的品味欠缺？希望不是。个人对古典诗人豪斯曼（A．E．Housman）在下列对话中的观点深有同感。一位友人问他，为何在他的有关拉丁文的选集中未选入某篇文章，“难道你不认为这篇不错吗？”“是不错，”豪斯曼答道，“但对我来说还不够好。”而我在拜读某些学者的近作时，也不时会向索洛问起一句哈第（Hardy）曾问过利透伍德（J．E．LittleWood）的话：“为什么一个能写那样文章的人要干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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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5）
杰出的学者为其未来著作所设定的标准与时俱进。每天写一封信不难，但如果五年都不写，那就真的没什么可报告的了。
对于重视科学界大人物或大成就的观念，我一直不敢苟同。涓滴之水都有助益，老农夫边说边朝池塘吐口水。我们应就自己所面对的最急迫问题尽力而为，之后就算落入报酬率递减的情况，对应为之事尽力而为，仍是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
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槟，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平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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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6）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
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