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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6月28日深夜回到北京。
1965年6月29日下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领的坦桑尼亚妇女代表团成员，接见时在座的有邓颖超和曹孟君。这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第一次外交活动。1965年3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外交活动是3月14日接见了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希尔等同志。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回京后数日，周恩来从北非经大马士革飞抵乌鲁木齐。周恩来和陈毅是6月15日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准备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有关事宜后于6月18日离京，代表中国政府前往东道国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第二次会议的。
6月19日，周恩来、陈毅抵达开罗，惊闻阿尔及利亚当天“六一九政变”，由于美国的颠覆活动，阿尔及利亚权力易主。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开罗发表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对亚非会议的担忧竟一语成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霸权国家颠覆活动无孔不入，扶持敌对国国内反对派发动政变，屡屡得手。周恩来停留开罗做了一系列努力，亚非第二次会议仍延期于1965年11月5日举行。在此期间周恩来和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等人进行了亲切会谈。
7月5日，周恩来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对生产建设兵团提出六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备战防边。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重要任务之一，要立即进行备战动员、防边动员。第二句话是生产建设。你们要把生产搞好，还要扩大农垦面积。第三句话是民族团结。你们这里少数民族还少了一点儿，要增加一些。可以用生产队的形式吸收一些少数民族，慢慢培养、帮助他们。第四句话是艰苦奋斗。这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作风。要艰苦奋斗，要学大庆。第五句话是努力革命。第六句话是奋勇前进。并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红旗，备战防边，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
7月5日同一天，刘少奇听取了全国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汇报，提出：“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7月11日，刘少奇为批转王任重报送中央的九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至此比较明显，中共中央高层在“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治国安邦发展经济的具体途径和依靠力量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或模式。
重新回顾1965年元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的思路清晰可见，他的目的并非停留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从中透视到支持这些当权派“上面的”、“下面的”及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体制弊端在哪里？！由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而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忧虑的深远和急迫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某个别领导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大比武表演后，下午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整个思考（包括取消军衔制），将过去与当时对比，谆谆教导一条条一缕缕放大开来，仍然是针对我们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体制保障，需要恢复或重塑井冈山时期“政治民主”的范式，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深刻思考的前瞻性、跳跃性和容易被人曲解的地方）。
刘少奇当时的心情是比较自如的。1965年夏，难得有余暇的刘少奇及家人游览了北京玉泉山。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一起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毛泽东和马尔罗交谈时讲了一番话，继续折射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这段战略思维的厚重痕迹。刘少奇那一天没有插话或插话没有记录。
马尔罗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反法西斯老战士，也是一个中国通，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来中国进行过活动。他向毛泽东讲到参观延安后的一些感悟。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民主政治，意味深长。在谈到苏联的现状时，毛泽东主动联系到我们国家，谈到走马列主义道路和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两重性。谈到中国存在修正主义广泛的社会基础。
马尔罗：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泽东：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是的。
马尔罗：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泽东：他们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他们也有自己的经验。
……
毛泽东：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种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走什么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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