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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席上也还有些讲究。《礼记·曲礼上》：“为人子者……坐不中席。”据说一张席子，独坐时以中为尊，既为人子，即使独坐也只能靠边。又：“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一张席子只能坐四人，四人中的尊者应居席端（合坐以端为上），多了一个人，不能尊卑挤在一起，于是请其中的尊者到另一张席上去独坐（当然，坐时要居中）。
已经坐在席上，如果有尊者进来或离席走到跟前来，就用“避席”的办法自表谦卑，而且要伏地。《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避席伏即离开席子在地面上伏，膝席则原地不动以膝着地，也就是长跪，虽然也是表示敬重，但其程度差多了，所以引得魏其侯的好友灌夫恼怒。避席又叫违席。《晏子春秋·内篇杂上》：“［齐］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晏子违席而对曰：‘……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同背）其托（指其妻托身于晏婴）乎？’再拜而辞。”
席子在室堂中要放正，即席的四边要与室堂的边、壁平行。《论语·乡党》：“席不正，不坐。”《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废朝移时。”直席也就是正席，表示心情的郑重严肃。
尊者在堂则卑者在庭。宾客是受尊重的，所以凡以宾主之礼相待的上堂，而宾客的从者也须站在庭中。《韩诗外传》卷五：“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轮扁在下。”轮扁是匠人，自然不得升堂。《左传·宣公二年》：“晋侯（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提弥明“登”而后扶走赵盾，因为
开始他是按礼的要求站在堂下的；他“趋”而登，是合乎礼的（参见第四编）；搀走赵盾的借口也是臣侍君宴的礼。提弥明在这一瞬间的活动，只有擅自登堂不合乎礼，但这是应付突然事变的需要。又《成公三年》：“晋侯享齐侯。齐侯视韩厥（晋大夫），韩厥曰：‘君知（指认识）厥也乎？’齐侯曰：‘服改矣。’韩厥登，举爵曰：‘臣之不敢爱死，为两君之在此堂也。’”既言“登”，则本在下。无君命而登，这是越礼的。这是因为在前一年的鞌之战中韩厥差点亲手俘虏了齐侯，他在这里说的话已是胜利者的姿态，是有意对齐侯不敬。前面曾经提到毛遂跟着赵国公子平原君赴楚签订纵约的事，在毛遂“按剑历阶而上”后，楚王曾叱道：“胡（何）不下！吾乃与而（你）君言，汝何为者也！”这也是因为毛遂不该登堂。即使不是君臣、上下的关系，在堂上与堂下也是有很大区别的。
古人在室内很讲究坐次。因为奧在四隅中最尊，所以在室内以坐西向东的位置为最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向北，坐东向西的位置最卑。《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向）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这是就几个人同一张席上而言的，但与上述的室内摆席的尊卑次第相合。《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坐法就是一幅完整的清清楚楚的位次图：“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张良西乡侍。”这个宴会是在军帐中举行的，其排列方法一如室内。项羽自坐东向，是其自尊自大的表现；范增虽是谋士，却号称亚父，因此南向，司马迁偏偏在这里加上对“亚父”一词的注解，也有说明他何以南向坐的意思；刘邦北向，说明项羽根本没把他当成客人平等地对待，其地位还不如项羽手下的谋士；张良的地位更低，当然只能西向，而且要加一“侍”字。樊哙后来进入帷帐，因为他只是个车右，所以连个座位也没有，只能随着张良在最卑的位置，而且站着，给他酒，也只能“立而饮之”。在这个席面上项伯最不好安排。他是项羽的叔叔，在家里他尊，在军中则侄儿尊，只好稍加权变，与项羽同坐东向。按照上述的“席东乡西乡南方为上”的原则，此时项羽应该坐在那张席的右端，也就是奥之所在，项伯坐在左端，也就是靠近范增的位置。
我们试按照“鸿门宴”的位次去验之文献，都是相符的。例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武安侯］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缘故）桡（曲，指不守规矩）。”看来田汀云湫殖さ男鼗郴共蝗缦钣稹Ｓ帧赌显搅写罚骸埃勰显剑萃酢⑼跆笠嗫郑勐溃菁危显焦啵┑认仁路ⅲㄖ概崖遥酥镁疲楹菏拐呷敝锛蔚取Ｊ拐呓远颍竽舷纾醣毕颍嗉巍⒋蟪冀晕飨蚴蹋！闭馐前炎钭鸬奈恢酶撕菏梗靡幌蚨莱止穆兰巫诒拔唬嗌俅阈呷璧囊馑肌Ｓ帧痘匆鹾盍姓蟆罚骸坝谑怯懈抗阄渚孪罚ㄍ猓┫抡撸酆菪拍私馄涓浚缱飨缍裕κ轮！庇氪讼喾矗剁钪懿写罚骸安缓梦难В空僦钌凳浚ㄓ嗡抵浚缱鹬骸ぃㄍ佟５扔谒悼斓悖┪矣铮 痹蛑懿且猿ふ摺⒆鹫摺⒔萄嫡咦跃恿恕！�
古人所立的一些规矩，一经被儒家吸收并被写进经典，便都神秘化了。其实如果联系古人生活的环境、条件来考察，其中不少都是生活中的必然现象，是合理的。例《礼记·曲礼上》规定：“将上堂，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上堂之前必先扬声者，是让室内的人有所准备，如果有人在私语，可以不被碰见。户外有二屦言闻乃人，道理是一样的，听得到室内的谈话声，说明室内二人没有谈机密事，便可以进去，否则便有窃听之嫌，弄得双方尴尬。屦不上堂也是对的。孔颖达正义：“长者在堂而侍者屦贱，故脱于阶下，不著上堂；若长者在室则侍者得著屦上堂，而不得入室。”其实屦不上堂、人室，并不在于鞋的高贵与卑贱。鞋上带着泥土，会使堂室地面不洁，人们席地而坐，衣服也会弄脏；再说堂上室内坐着许多人，身边放着一堆鞋，总是不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起居条件没有彻底改变时，这个规矩一直被严格遵守。在第一编中我们曾经提到《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记载的刘邦特准萧何“带剑、履上殿”事，这也说明在通常情况下是不能穿鞋上殿堂的。这种特赐的条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如《资治通鉴》一八五：“春，丁未朔，隋恭帝诏唐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向皇帝行礼时不自称名）。”这同样也说明直至隋唐大臣上殿还是要脱屦的。
第四编 车马与交通
一、车与马
我国古代陆行的主要工具是车马，水行的主要工具是木质的舟船。
车船最早出现于何时已无可考。根据文献的记载和地下挖掘，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远在商代之前车船就已经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演进阶段。
最初的车船一定是非常简陋的。《淮南子·说山训》：“见窾（kuǎn，款。中空）木浮而知为舟，见飞篷转而知为车。”这前一句是好理解的，因为“刳（kū，枯。剖开挖空）木为舟”（《周易·系辞下》），也就是窾木浮；后一句并不可靠，飞篷与车轮性质相差太远，很难想象出古人是怎样从飞篷受到启发的。但这一传说突出了“轮”，可以推想，原始的车子只是借助滚动减少物与地的摩擦力而已。《周礼·考工记》：“凡察车之道，必自载于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这是自原始时代积累下来的经验：轮子是车最重要的部件，是车子的特征所在，察看时应从轮子开始。因此古车字的形体突出了两个轮子的形象。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船的发展变化不大，水行工具的飞跃要靠机械动力的出现，在这以前只有量变。车的变化则较迅速，因为可以使用牲畜以代人，并由此产生多种用途。车子的发展大体是这样的程序：人力—畜力—多种用途、多种形式。与此相应。道路设施也越来越发达完善。
下面我们就车与马、车的部件和马饰、战车和步行等几个问题分别叙述。舟船一项则从略。
商周时期用于行路、狩猎和作战的车一般是用马牵引的。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