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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黄国信著，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28．00元）
《白毛女》、地方社会与阶级情感
黄志繁
2000年的秋日的一天，我正在旁听本科生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研究》课程。这次课程内容是老师组织我们全体观看《白毛女》并进行讨论。对于1970年代初出生的我来说，《白毛女》这种红色经典的样板戏留给我的印象其实并不深，只是在孩提时代偶尔在农村墙壁上、厨房里能见到的一些关于它的剧照和年画。记忆中除了草草看过《白毛女》的连环画之外，我并没有从头到尾认真看过这部被大多数比我年长几岁的人看过无数遍的戏。据我估测，比我年龄小近10年的本科生们大概也只是听闻其名，不知其详。影片的一开始就打出一行字幕：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没想到，当影片的画外音以严肃的腔调朗读这段语录的时候，全班很多同学竟然发出了笑声。在后来的影片放映过程中，这样的笑声出现了不下十次。
放映完后，老师走上讲台，缓缓地说道：“我注意到大家的笑声，但是，你们知不知道，我本人现在看这部影片，还是会忍不住流下眼泪！在我们那个年代，这部电影也曾经激起过很多人悲伤！”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据说《白毛女》的话剧在延安上演的时候，由于戏中的黄世仁演得太逼真，以至于许多正在观看的年轻战士群情激愤，后来，一位年轻战士无比愤怒地拿起枪把黄世仁的扮演者打伤了。
为什么同样一部影片，年长者忧伤而激愤，年轻者却高兴而轻松
这个问题，我一直到我的博士论文《12－18世纪赣南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写完后，才总算有了答案。最早接触赣南的地方志，是在我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学术界对传统市场讨论方兴未艾的时候，我很自然地选择了《清代赣南市场研究》作为题目，所以，进入硕士论文阶段，每天的工作就是蹲在图书馆中翻赣南的地方志，以一种近乎焦虑的心态急速地寻找关于“墟市”、商品经济、经济作物的信息，根本没有心情去理会地方志中频繁出现的关于“盗”、“贼”的记载。记得有一次，看到一段关于隆祐太后在赣州蒙难的记载，很吃惊于虔州，也就是现在的赣州中部和西部一带百姓的大胆妄为，但还是很遗憾地发现没有从中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经济之类的信息。等到进入博士论文阶段，老师教导我们要把一部赣南地方志从头到尾认真读一遍，这时，赣南历史上那些横冲直撞、无法无天的“盗”、“贼”才进入视野，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隆祐太后以堂堂太后之尊，居然在虔州却遭到“乡兵”几万人的围攻。
激发我兴趣的首先是宋代的“虔寇”。这些虔寇看起来完全不受任何官府的约束和控制，每年固定地从事着他们的生产方式，过着他们想过的生活，即春夏农忙，秋冬贩盐和抢劫。下面这段话是他们生活的最好描述：
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湖（疑作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
这段出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6的话，其实在赣南地方志中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出现。有意思的是，赣南地方志中似乎只讲他们贩盐为盗，后来翻《宋会要辑稿》，才发现这些“虔寇”除了贩盐，还要跑到潮州等地抢牛羊，而潮州官府和百姓似乎很怕“虔寇”，不太敢反抗。到了南宋，地方志中关于“虔寇”作乱的记载明显增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室南迁使这些在赣闽粤边界如入无人之境的“虔寇”们无法再过他们以前很习惯的“春夏农忙，秋冬贩盐和抢劫”的生活了。他们当然会起来反抗。隆祐太后虽是太后，但在虔州人眼中却是一个“外人”。当时隆祐太后被金人追杀，从吉安逃难到虔州，所带的卫兵以“沙钱”（轻薄的钱）来虔州城中买东西，遭到虔人拒绝，于是双方引起争执。卫兵放火烧虔州城，当时城中多是竹屋，顿时烟焰冲天，虔州人历来凶悍，所谓“虔民之性，例皆凶悍”，顿时叫嚣：“何人来坏我州府”发动乡兵几万人把城中的太后团团围住。太后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出来“诏宥之”，结果却惨遭拒绝。幸亏后来乡兵首领陈辛被宋将射杀，太后才得以解围。显然，北宋时期虔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对这次反抗的集结有很直接关系，而对于虔民来说，宋室南迁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太后驾临和放火烧屋那么简单，而是要交纳更重的赋税，收其兵器，改变其边种田边为盗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他们所不情愿的，反抗就自然要发生了，而且是此起彼伏地发生。
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初年“虔寇”震惊朝野，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最让人头痛的地方盗贼，也是江南西路最难对付的盗贼，难怪李纲要说：“本路盗贼，虔为最”。
对付“虔寇”，朝廷的办法除了派出精干大臣和武将如李纲、岳飞等前往镇压之外，在政策上还采取了招抚政策。对于招抚的功效，李纲算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把为首之人放回家乡，很容易使“贼众”又团结在其周围，构成新的作乱基础。所以，他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让“盗贼”首领到部队任职，脱离其部下，而大部分“盗贼”则放归为农。这个过程，是个变“贼”为“民”的过程。实际上，“贼”“民”之间的转化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发生与平定的整个过程。无论是元代赣南的“畲贼”，还是明清的“流民”，其成分和前身都大部分是“编户齐民”，只是他们一旦脱离官方的控制，就成了“化外之民”和少量原住民“畲”、“瑶”等混杂在一起，构成对官府的威胁力量。官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镇压和招抚，其最终目的都是化“贼”为“民”。
那么，是什么因素让那些编户齐民转化为盗贼呢一般的看法是官府的横征暴敛所引起的阶级矛盾。这个看法当然是对的。但是，在阶级矛盾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生态变迁。具体地说，是生态的因素牵引着这些编户齐民向山区开发。山区开发的一个后果就是官府统治管辖不到的山区成为了流民聚集地，而这些地区一旦聚集大量“化外之民”，就容易成为“盗贼渊薮”，官府则又要运用各种手段重新来变“贼”为“民”。随着大量“贼”变成“民”，“盗贼渊薮”往往成为新的官方统治区，甚至成为新的“县治”。一旦成为新的行政区划，就意味着这些“化外之区”成为“化内之区”，开始接受中央王朝教化。
从宋代“虔寇”、“峒寇”到元明的“畲贼”、“流民”，再到清代的“田贼”、“山贼”，这些按时间序列在赣南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式盗贼的命运基本都遵循着这个规律，即在各种因素（其中主要是生态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