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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早期学人写作文学史，他们的资源，一方面是西方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学术传统，经过激烈的碰撞与交锋，对话与整合，呈现出了文学史书写“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既有经史子集的杂烩，又有文章作法的指导，既有文苑传式的罗列，又有文选式的堆叠，而正是这些看似幼稚的尝试，却展示了中国文学史的丰富可能性，体现了文学史书写的巨大潜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苎学吏书写渐趋平稳与安静。众声低沉，一音独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其“历史的眼光，科学的考证’’讲述白话文学的故事，领衔推动了文学史的主潮。自此，文学史书写就一直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此后的文学史虽历尽渺渺尘途，可大体上万变不离其宗，仍在运用胡式的话语，继承着新兴的“传统”。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讲述了人民文学的故事，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讲述了民间文学的故事，新近推出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虽拈出“人性’’的红线，颇显新意，却也没有实质的超越。这些文文学吏固然存在不少差别，但它们仍是某个“可能性”下的“可能”，戴燕把这个“可能性’’称为“历史主义”，而那些“可能’’就成了一批“历史主义的神话”。可以说说，历史主义神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定型和成熟。，然而，面对历往事，在安逸于现成的讲述，轻松而稳当地等待水到渠成时，我们又能够担负得起这话语中不能承受之轻吗？
三
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指出，历史叙事有着文学特性。他说一系列事件：
（1）a，b，c，d，e，·．·，n，
可以施以不同的结构，进行情节编织，产生以下的序列：
（2）A，b，c，d，e，…，n，
（3）a，B，c，d，e，…，n，
（4）a，b，C，d，e，…，n，
（5）2，b，c，D，e，…，n，
不同优势地位的赋予，可以呈现多种的历史。·如法国大革命的叙事，经过历史学家的不同描述，就显示成为悲剧、喜剧、闹剧等等文学样式（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虽然海登·怀特的看法作为后现代的历史观仍有可商，但对文学研究倒不无启发，不妨用其来关照文学史的书写。站在历史开始的地方，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本身竟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学创作”。虽然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鼓吹文学史的科学性质，但无疑地，在叙事层面上，文学史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它的写作从材料取舍、章节安排到主题变奏、语调转换都体现着强烈的文学特性，更不必说隐喻、转喻、强调、省略、避讳、重复等修辞手段的多彩运用了。“中国文学史不仅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还成了可以阅读的文学读本。”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学叙事的典型。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式有条不紊、有条有理的叙事取代了林传甲式仓促而驳杂的铺陈。胡适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考证”，选择唐代为基点，不再参照物理上的时间流程，而是按照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进行叙事。通过有意识的抉择，在叙述中强调六朝民歌、佛教翻译文学和王梵志白话诗等作品，节缩辞赋、骈文和律诗等体裁，依循着写实主义的文学阅读，凸现了一条白话文学取代古典文言文学的线索，奏响了白话文学的主题。通过文学的手法，胡适不但成功地讲述了一个文学史的故事，而且创造了一种文学史著述的模式。这个故事，这种模式，不仅仅能用于讲述，它还帮助学者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如本雅明所说“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本雅明：《文学史与文学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才有了着落。
四
《文学史的权力》里五个章节看似松散，可讨论的内容背后都涉及文学史和权力的关系。作者于国家意识形态、现代学科制度等对文学史的渗透、挤压，文学史与权力机制的共谋，文学史话语霸权的取得，都有洞见。有些遗憾的是，她对权力的读解零星地散在各个章节之中，而没有集中进行论述，这里的确有具体操作上的困难，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权力的无所不在。
作者多次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早期的众声喧哗不再，中国文学史借助现代学制，通过在课堂里的教授，已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共识和集体记忆。似乎鲍照就专写《拟行路难》之类的“清新自然”之作，白居易也只有《卖炭翁》那样的讽喻诗，而曹操“慷慨悲凉”的乐府诗一定是向来都倍受人们青睐，韩、柳的古文运动也确实轰轰烈烈成为唐代文学的主流。一旦文学史的知识变作人们思考的前提预设，它就获得了无穷的权力，可以肆意地规训与惩罚。今天，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只依赖于文学史（确切说是文学通史）、作品选（以现代注本为多）而不是旧注作家全集，去了解文学的面貌，减少了聆听多样声音的机会，就意味着更加剧了一种文学史的权力。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尖锐指出：“大多数学生以及读者大众都受到简体字的局限，或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白话注解和翻译，这给学术界一种权力来塑造中国的过去，也控制了大众与这个过去的接触。在教室里，还有对于那些没有上过中文系，但是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这个过去是被‘！filet’一代的欣赏口味这一中介所极大地调剂的。”（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这种现代的恐怖是不难想见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取代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晚清到“五四”的学术话语更替，也可以看成是权力交接的象征。如果不把“重写文学史”完全当成话语霸权的争夺，那至少对文学史书写中各种观点、各种力量之间制衡关系的重建，动态平衡的追求，将成为我们不懈的努力。
1999年，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一版的封面古色古香，由几幅拓印的石刻画像组成。“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八个楷体汉字规矩地竖排在书皮的右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似乎已看不出昔日的焦虑与紧张。封面默默无言，又仿佛喃喃述说着什么……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60．00元）
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传统
■ 谢 泳
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可能主要还是文学史研究。我没有详细考察过中文系完整的课程设置和教授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没有与北大中系的朋友交流过，但从平时阅读的感觉中，意识到他们是有一种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我看过这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概略》的小册子（1933年，非卖品，教务处印刷），在中文系的课程里，文学史的色彩很明显。中国文学史就不要说了，其他如词史、剧曲史、小说史、日本文学史等，比重很大。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在北大的招生简章中，对北大中文系“文学组”的介绍是：
用历史的眼光来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变迁，用活语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代的文学结晶品的；从不会领导你走人雕虫篆刻寻章摘句的小道之中。所以这一组的课程，除着重各时代诗文名著的钻研与其它各校国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