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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九、以专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十、封锁消息，使人民陷于文化孤立，对外界真实情况无从知晓；十一、党控制一切文学艺术；十二、使用虚妄伪善手段，破坏政治信义；十三、政府有计划地实施罪恶；十四、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公众敌人”；十五、讲成分出身，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十六、实行人民军事化，时刻准备战争；十七、不择手段鼓励人口增加；十八、到处滥用“劳工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十九、禁止工人罢工及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二十、农工商各业受到政府及领袖全面统制。他明确地指出，苏联、德国、意大利推行的都是极权主义，中国不能走这条路；只有自由、民主、容忍异己的欧美政治制度才站得住，我们要走的方向是“自由民主政治”和“有人味的文明社会”。陈独秀到了晚年，在思想上也与胡适重新趋于一致。（参见王思睿：《陈独秀晚年的民主思想》，载长沙：《书屋》，2000年第四期）
1947年，胡适写了一篇文章专论《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他说世界上有两种政党，英美式的政党可称为甲式政党，而苏联共产党、德国纳粹党、意大利法西斯党可称为乙式政党。所谓美苏对立，实际上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组织方式，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对立，是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之间对立。在美苏两种制度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当时的国民党虽然尚属于乙式政党，但是这个党的最后理想却是想推行甲式的宪政政治。因此，在国共两党的内战中，胡适的政治立场是明朗和坚定不移的。为什么会这样，他在1947年4月10日给傅斯年的信中有一个解释：“至于政治情形，我总觉得我在海外九年，看事理比较国内朋友似稍客观，故对蒋公，对国民党，都比一般的朋友比较宽恕。我并不否认你的‘经验’主义，但我因为没有这九年经验，故还保留一点冷静的见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57页）
对于胡适的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朋友来说，思想认识没有像他那样超脱和清晰，政治选择则更加犹豫、困惑和痛苦。储安平、吴世昌、盛家伦等人对于自由民主的“多少有无”，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们最终还是倒向了中共一方。笔者以为，做出这种选择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他们不相信国民党最终会实行美式宪政；其次，他们认为，如果人民大众能够从“新民主主义”中得到比“三民主义’’更多的经济社会权利和实惠，知识分子牺牲一些政治自由和权利也是值得的。盛家伦曾经向吴祖光表露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国共合作是做戏，国民党师法德国希特勒，共产党师法苏联斯大林；天无二日长不了。历史只有一条路。要迫使我“两者选一，’的话，在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独裁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独裁两者之间，我宁愿选择斯大林；如果没有第三种选择，也只能如此。政治宣传总是将“马恩列斯’’连称，其实马克思跟列宁很不一样、斯大林跟列宁更不相同。马克思跟斯大林连不到一起。斯大林是借马克思这块红字招牌欺世盗名。根本一条：如果马恩活着，决不会同意斯大林的独裁。而我的自由本性，可以接受马克思的理想却无法接受斯大林的独裁。任何独裁对于我个人只有死路一条。但如果祖国的兴盛以我们牺牲一些个人自由为代价，那也未尝不可。
1948年9月4日，胡适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涵义做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叙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胡适：《自由主义》，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10页）但此时仍然坚持站在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知识分子，已经非常稀少了。
１９５６年与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结构
■ 单世联
毛泽东可能是二十世纪最重视文化的政治家之一。在八卷本的《毛泽东文集》中，第一卷的开篇和第八卷的终篇都是有关文化的文章。“以‘文化’始，以‘文化’终，对于《毛泽东文集》的编选者来说，自是偶然之事。但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毛泽东，在一生的探索中和文化课题结下不解之缘，却是事实。”（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这样一个决定性地塑造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人物，理所当然地是现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与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极端重视和广泛研究相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研究相对单薄。毕竟文艺只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讲话》也只有纳入到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整体之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中国革命发生在西风东渐的“后五四”时代；革命直接从苏联取得理念资源和实践示范；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军——从而，近代西方文化、苏联革命文化、中国农民文化构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主要资源。以改造中国的革命理想为主导，根据不同的时空环境与政治需要，有选择、有重心地提取、配置、转化、活用这三大资源的过程也就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生成和演变的过程，对于像毛泽东这样乾纲独断、主宰了中国文化生活几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但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来看，1956年提供的启示最为重要。
青年毛泽东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1912年下半年的自修期间，“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37页）“五四”高潮中，毛泽东受到《新青年》和陈独秀的深刻影响，完全赞成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不间断地阅读京、沪、湘的日报，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还直接参与过学生活动，其风华正茂的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接触并部分认同西方近代文化最多的时期。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其暴力革命的生涯之后，毛泽东陆续创造出一整套“改造世界观”理论和实践，坚决告别了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文化：“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他把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文化当做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前提。1943年2月，彭德怀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民主教育在今天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由于敌人正利用一切力量维持中国残余的封建势力，作它的统治工具，我们进行民主教育也是为了抗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所谓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居住、迁徙、通信以及处理自己生活的自由。……所谓平等，在目前主要是不分阶级、民族、职业，在政治上其地位是平等的，在人格上、法律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所谓博爱，是使人与人之间巩固团结，加强抗日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爱、互敬、互助，‘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今天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有限度的，是要青年有抗日自由，妇女有婚姻自由，一般人能够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智慧，使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获得平等，经济上能够逐渐削弱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减轻人民负担，提倡博爱精神，反对人打人的现象，这些就是民主实质。根据上述精神，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在文化教育上，目前要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