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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绩可观，在这过渡时期，虽尚有前清科举旧人，诗古人辞，本是功深养到的。又有羽翼古文的志士，提倡保存国粹，结社集会，要作个大雅扶轮。不过文化进步，要在通变制宜，现在种种新思想，须叫一般人民共同了解，若用古文去发表，不但著述的人不易图功，就是受读的人也难领悟。所以近一二年来，有人提倡改用白话文，传达文化。可以收个因利乘便的功效。这算民国文学变迁的一种动机。可不免有火色太过的人，因此排诋古文，说旧文学简直可以废了。但是旧文学的本身，实有种种不可废的功能。单就译书一方面说，从前译著出来天演论群学肄言种种书，学理虽是新的，文词原来是旧的，一般读过这书的人，何尝不用旧文学的功能，得新学理的感化。现在已经有用白话文译的书，却不见得那译笔就一定比用旧文词好。不过新文学现在还是个草创的，原也不可求全责备罢了。谈旧文学的人说，文章要有理趣，有情味，有音节。新文学何独不然。做到好的地步，那理趣、情味、音节也自然都有了。要在有志文学的人，下一番切实研究的功夫，或是旧文学本有根柢的人，来参预这新文学的改造，这纂拿旧的蜕化出新的，或是主张新文学的人，去摘发那旧文学的弊病，这纂拿新的去矫正了旧的，能够这样并力向前做去，民国的新文学就有完全成立的希望了。”（第71页）
他还说：“我们中国自秦以后，文学的变迁，就现在的眼光看起来，成绩实是有限，只有察看那历代文学变迁的机势，无非在少数文人的社会中，一起一落。现在的变迁，都是要扩大范围，造成全体国民易知易能的文学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变迁史上一种进步的现象。有志保存国粹的人，也要明白这一点。不好说改造新文学是不该提倡的呢。”（第72页）
对于小说、新诗、戏曲和话剧（文明新戏）等新的文学形式，刘景晨都给出了肯定的评价并预示了这些新形式将来的发展。他说：“诗歌一类的文学，我国历代有人讲究，本来有个渊源，将来只要打破那芜的秽藩篱，向自然美好的境界进行，就用白话，何尝不可登大雅之堂。不过要叫这新诗体真个成立，须不是旦夕的功夫。现在只算个试验的时期了。”
刘景晨后来没有成为专门的文学史研究专家。1957年他成了右派，1960年就去世了。但他在盛年时期完成的这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专书，却不应当被人遗忘。因为这本书虽然简略，但却体现了作者远大的文学史眼光。刘景晨在京师大学堂就读的时候，林传甲也在那里。这可以看成是北大中文系文学史研究的源头，这条线索很清晰，如果梳理下来，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坐标中的一个关键点。陈以爱写《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偏重于史学，如果以文学史研究传统来观察北大中文系的学术脉络，也许可以看出更多的问题。比如，陈平原近年主编的“文学史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来会显示出它的特殊意义。
从单纯描写走向功能解释
■ 王功龙
汉语语法研究到了四十年代，吕叔湘、王力两位大师在发掘汉语语法特点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六十年代开始，朱德熙先生等率先引进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特点做出了相当精密细致的描写，使汉语语法研究逐渐进入了世界语言学研究的洪流。但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研究注重于描写语言单位的功能与分布，这种研究的结果大多体现在语法是怎样的，而对于语言内部的功能机制的调整，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却很少涉及，这在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中表现的尤其突出。翻开一部汉语语法史的论著，人们可以看到学者们经常提到了某个时代，哪种语法现象出现了，某种语法功能消失了，但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却几乎都不涉及。即以往的研究都仅仅满足于描写，却都没有进行解释。
从研究者的语言观来看，人们习惯于用静态的眼光来看汉语研究，不太重视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描写和解释在语言学研究中应当是并重的，它们是语言学研究的双翼，哪一个也不能偏废。缺乏理论高度的研究，仅仅是就事论事，是一种不成熟的研究。没有语言事实的挖掘，就不可能具有科学的语言研究，语言事实是研究的前提。我们更要在语言研究事实上总结出有规律的东西，从有规律的东西中总结出方法和理论。中国语言学界侧重于汉语研究理论探讨的著作少之又少，这不能不说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重大缺憾，尽管众多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此类问题。
石毓智、李讷两位年轻学者所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一书，可能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研究汉语语法史的理论著作。以往的语法史著作只是一种描写，而这部著作却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前人的基础上，企图从汉语语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的角度给予解释。这部试图从解释的角度来论述汉语语法发展的著作有几大特点值得称道。
首先，此书将描写和解释紧密地结合起来。作者在广泛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对一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发展，演变，找出它们的动因。例如本书论述汉语判断词“是”的产生，这个问题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一直都有争议。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等书中认为始见于公元一世纪，两汉时期稳步发展，到五世纪左右完全取代了旧有的判断句形式。唐钰明先生则进一步考察，又把判断词“是”的发展向前推到了西汉时期。作者熟练地运用了语法化的理论，分别从“回指”的出现，语法化句法格式的建立等几个角度来看“是”字的产生，而不是仅仅就某一个字的作用来谈。作者从汉语的SOV语序对判断词“是”产生的类推作用。从“回指”“是”的格式与判断句式之间的语义联系，从“是”字判断句的前后成分的特点等几个方面，来看判断词“是”的产生的内部机制。最后令人信服地指出：“用于回指的‘是’在公元前300~200年之间形成了两种使用格式，使得它与普通动词占据同样的抽象格式，因此在普通动词的类推之下，它逐渐变成了一个动词性成分——判断词。”作者并没有满足于说明一个判断词“是”，还从理论上进行概括，使之更具有抽象概括的理论色彩。作者说：“‘是’的发展进一步说明语法是一个系统，其中的各个标记和形式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关系。因此一个地方的变动就会引起相关部分的调整，从而会从整体上改变该语言的语法面貌。判断词‘是’的出现不仅为汉语增添了一种新的表达工具，而且对汉语语法产生了一系列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第31页）作者对书中的每一个语法问题都力求做出解释。将语言作为一个功能系统，一个自足的表义体系，在进行某些语法现象研究时，就不会拘泥于个别例句的多少，也不会仅仅纠缠于例句的确切词义，而是从语言表义作用来看，这样视野就开阔了，研究的角度就拓展了，结论自然也就令人信服。语言作为自足的表义系统，某种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总是受到本系统内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见蒋绍愚序）作者立足点高，视野广，以往的语言材料和研究成果就会有了新的解释，在对于以往学者的不同看法上也就有了崭新的判断与取舍的标准。
其次，范围广。作者在书中几乎对于汉语语法史的主要语法现象都涉及到了，诸凡把字句、被字句、比较句、动词重叠、动词拷贝、否定标志系统、量词系统、判断句、疑问句式、动补结构等等，都按照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描述和解释。如果能对汉语语法史的一种语言现象做出一些令人认可的解释已属不易，作者竟然对众多的语法现象都力争做出解释，而且还大都言之成理，最起码能自圆其说，这不能不佩服作者的学术勇气和探索精神。本书不仅涉及的面很宽，而且在时间的跨度上也很宽，“对现代汉语中判断词‘是’来源的追踪一直上溯到先秦，对现代汉语‘有没有＋VP’来源的探讨则只涉及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其时间跨度上下达三千年。”（蒋绍愚序）这样的历时比较研究，大大提高了结论的科学性。作者自己就说：“我们从历史研究中又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要合理的解释一个问题，必须把历时和共时的研究结合起来。”作者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