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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作家在维妙维肖地刻画恰尔德·哈罗德、勒内、若斯兰等人的形象时，并没有力求描绘个人的行为，而是试图光大依然深藏在人心中的某些方面。这就是民主时代的诗。
因此，平等并未破坏诗的所有题材，而只是减少了题材的数目，但却使题材的范围更广泛了。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的作家和演说家总爱夸张
我经常看到，美国人平时说话时极为简单明了，不加任何修饰，而且率直到近乎粗俗，但他们一要发表富有诗意的言论时，立即夸大其词。因此，一篇讲稿从头到尾都是华丽的词藻，而当你听到他们如此渲染其一切想象时，你会以为他们说话从来不会是率直的。
英国人很少有这种毛病。
不用费力，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在民主社会，每个公民都习惯于为与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视野，往远看，就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庞大形象或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不是非常特殊和非常明确，就是非常一般和非常模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则有空档。
当他们的视野扩大，离开一己的小圈子时，他们总是希望人们向他们提供某些奇异的事物供他们考察；也只是以此为代价，他们才同意暂时不考虑那些激励和鼓舞其生活的微小而琐碎的事物。
我认为，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解释一般说来只注意一己的小事的民主国家人民，为什么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进行那样广泛的观察和那样夸张的描写。
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家本身也有这种夸张的本性，所以自然乐于遵命。于是，作家们不断地使其想象力膨胀，甚至膨胀过度，以致因为言过失实，夸饰伟大，而往往使伟大失真。
诗人们希望以这种方法立即吸引广大读者的视线，并顺利地使读者的视线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个希望往往能够实现，因为读者只要求诗能够写得海阔天空，既没有时间去精确研究诗中所写的是否符合实际，又无足够的欣赏能力去轻而易举地指出哪些地方不符合实际。结果，作家害了读者，读者也害了作家。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民主国家的诗的源泉是很好的，只是不够丰沛。源泉不久即将被人吸干。诗人们由于不能再从真和实中找到塑造理想的素材，所以完全离开真和实，而创造出一些怪诞的东西。
我既不怕民主国家的诗羞于表现，又不怕它太近于人世。
我所担心的，是它每时每刻都有堕入五里雾中的危险，并会由于描写纯想象的国土而寿终正寝。我害怕民主国家诗人的作品满篇都是空洞的和互不相关的说教，充斥华丽的词藻和怪诞的描写。我也害怕这些诗人的奇谈怪论，有时会对不起现实世界。
《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
第十九章 略论民主国家的戏剧
当改变了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的革命开始及于文艺界的时候，首先受到影响的一般是戏剧，而且戏剧所受的影响总是显而易见的。
戏剧的观众，差不多都是情不自禁地随着演出而感情起伏。
他们在观剧的过程中既无时间仔细玩味剧情，又无时间同比自己高明的人讨论剧情。他们对自己身上开始产生的新的文学兴趣，根本不想加以压抑。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这种新兴趣之前，便先向它低头了。
作家们很快就会发现大众的爱好在暗暗地倾向于何方。
于是，他们也暗暗地使自己的作品转向那一方，而他们所写的剧本，在通过上演来预示革命行将来临之前，就已起了推动革命的作用。如果你想预测一个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文学发展，你就研究研究它的戏剧好了。
不仅如此，剧本也是贵族制国家文学中最富有民主精神的部分。在所有的文艺享乐中，观剧是最容易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享乐。不必经过准备或研究，人们就可以欣赏戏剧。不管你持有什么偏见，不管你如何无知，戏剧都可以把你紧紧抓住。当一种还是雅俗参半的精神享乐的爱好开始在一群公民中发展起来的时候，很快就会把他们推向剧院。经常进入贵族制国家剧院的观众，都不属于贵族阶级。在贵族制国家，能使上层阶级与中下层阶级接触，并觉得即使不听取中下层阶级的意见也得容许他们发表意见的场所，只有剧院。而使博学之士和有教养的人总是难于防止群众的爱好追随自己的爱好，难于防止自己也被群众的爱好所吸引的地方，也正是剧院。因此，上层阶级往往在剧院里订包厢。
既然贵族阶级都无力阻止人民群众进入剧院，那末，我们就不难知道，一旦民主的原则被法律和民情所承认，所有的等级混为一体，大家在智力和财产上都互相接近，上层阶级连同它的世袭财产、权势、传统和安逸生活不复存在，人民群众就必然在剧院中占居统治地位。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文艺的爱好和从事文艺活动的本性，将首先表现在戏剧方面；而且我们可以预言，这种爱好和本性，将十分有力地浸入戏剧。贵族制度对于文艺写作订立的清规戒律，将逐步地、分阶段地改变，即可以说是通过合法的手续来改变，而它对于戏剧订立的清规戒律，则将由人民大张旗鼓地推翻。
戏剧可把民主文艺内在的大部分优点和几乎全部缺点明显地反映出来。
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于才学并不十分重视，根本没有把罗马和希腊的光辉过去放在眼里，只欢迎作家讲他们自己，即要求作家只描述现在。
因此，如果古代的英雄和故事经常出现于舞台，而人们又有十分忠实于古代传统的表现，就足以断言民主的阶级尚未对戏剧发生支配作用。
拉辛在其《布里塔尼居斯》的序言中，对他把儒尼叶作为侍奉女灶神维斯塔的一名贞女来进行艺术加工一事，进行了十分谦逊的辩解。他根据格利乌斯的记述说：“那里决不收不满6岁和超过10岁的女孩。”我相信，如果他在今天写这个剧本，决不会为这样的错误自咎和辩解。
这个事实不仅使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文艺的情况，而且能使我知道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民主戏剧的存在，决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已处于民主制度之下，因为正如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的，即使在贵族制度下，人民的民主爱好也会影响舞台。
但是，当贵族的精神完全控制戏剧时，则必然证明整个社会是贵族制度的；而且可以大胆断言，那个领导着作家的有学识和有教养的阶级，也对公民和政务发号施令。
当贵族控制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时，他们几乎总是从自己的文雅爱好和高傲气质出发去判断人的本性。他们对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最感兴趣，并喜欢这样的人物出现于舞台。他们认为，一定的善最值得再现于戏剧，甚至一定的恶也值得如此。至于其余的一切，他们都觉得不屑一顾。他们进入剧院，也象到其他地方一样，只愿意同大领主们交谈，在演出当中看到王公们的悲欢离合才有所感动。对于剧文的体裁，他们也持这种态度。他们随意给剧作家规定某些台词，希望一切都合乎他们的腔调。
因此，戏剧经常是只描写人的一个侧面，有时甚至演出了人的本性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有些东西超越了人的本性和不符合人的本性。
在民主社会里，观众并没有这样的偏爱，也很少有贵族的那种不屑一顾其余的反感。他们喜欢舞台上再现耳闻目睹的人间百态：各种出身的人物，各式各样的感情和思想。因此，民主社会的戏剧比以前更感动人、更通俗易懂和更真实了。
不错，民主社会的剧作家有时也会脱离人的本性，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由于他们过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