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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问道：“仲父，不知你为什么担忧？”
管仲说：“但求主公今后不要重用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几个人，最好让他们远离您的身边。”
齐桓公说：“这我就不懂了，像易牙这样的人连自己的孩子都肯煮了给我吃，像竖刁这样的人为了在我身边侍奉，宁可自阉当太监，而常之巫有测生死祸福的能力，可以帮助我逢凶化吉，至于公子启方多年追随我，连父亲病故都不肯离开我去奔丧，这些人如此忠心耿耿，怎么用得着去提防呢？”
管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主公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齐桓公对管仲的人品是很信服的，等到管仲死了以后，齐桓公按照管仲生前所提醒的，把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等打发出宫。但易牙等人出宫以后，齐桓公却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好不容易熬过三年，还是把易牙等人找了回来。
第二年，齐桓公卧病在床，易牙等人便大肆活动，放出谣言，说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然后封锁宫廷与外界的联系，不准任何人给齐桓公送吃的东西，齐桓公悲叹道：“都怪我没听管仲的话啊！”
管仲治齐40年，实行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重大措施，使齐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优势。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个国家。他对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挟天子以命诸侯，从而巩固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对内实行改革，发展工商渔盐冶铁，推行“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土地的好坏分出等级来征收租赋。“作内政而寓军令”，寓令于民，扩大了齐国之兵源，增强了齐国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加强统治力量，管仲说服齐桓公举贤任能，制订选拔人才的制度，士经3次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即上卿助理。他还将齐国分为15个士乡和6个士商乡，各司其职，治国之道。
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称为“四维”，“四维不张，国乃死亡”。
管仲得以名列高位，最主要的原因是后人曾总结他的思想，并假托其名，写的《管子》一书。
《管子》一书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最为丰富的著作。现存的《管子》一书，是西汉末年间刘向从他所收集的564篇中删除重复而编辑的，后又遗失10篇，实际仅剩76篇。
《管子》一书从政治、经济到意识形态领域，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提出了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理论和原则。“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令顺民心”，认为“授有德”，“务五谷”，“养桑麻，育六畜”，是实现“国安”、“食足”、“民富”的主要途径；认为“政之室也”是对百性“予之为取”，“量民力”、“不为不可成”，强调要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使民各为其所长。
秦国大良造商鞅
从骨子里讲，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故而变法维新之士，鲜有善终者。这头一个，就要算是商鞅了。
商鞅是卫国的贵族，自幼拜李悝为师，好刑名之术。学成后先到魏国，为魏相公叔痤门客。公叔痤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此人尽管年轻，但有奇才，可用之为相，若不用，必杀之，勿令出境。魏王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结果既没有用，也没有杀，而是放他去了秦国。
商鞅在秦孝公元年进入秦国，三年变法，五年当上左庶长，十年为大良造。二十二年，商鞅设计擒获了魏王，迫使魏国献河西之地与秦苟和，魏惠王这才恍然大悟，感叹地说：“寡人恨不听公孙痤之言也！”
当然，商鞅的最大贡献并不是用兵，而是变法。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为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推行如此重要的变法，自非易事。为了确保新法的制定，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为了说服孝公，商鞅曾与甘龙、杜挚等要臣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针对甘、杜等人的陈辞滥调，商鞅既总结了“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经验，又申明了“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现实意义，从而最终赢得了孝公的信任。
为了确保新法的实施，商鞅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历史上任何一次变法维新，都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的重新选择，而且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也便是改革会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由于废除井田、奖励耕战等改革措施触犯了贵族阶层对土地和官职一向所具有的垄断特权，因而便遭到了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但是商鞅并没有被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吓倒，他认为法律的制定，并不只是用来制裁老百姓的，自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而主张首先惩办那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结果，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商鞅此举，确实起到了“杀鸡给猴看”的作用。人们看到，就连太子的老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于是再也不敢抱任何侥幸心理了。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任何社会实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变法维新更是如此。秦孝公的死，使商鞅失去了权力基础，继位的太子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对商鞅施行了疯狂的报复。他们不仅以诬告陷害的方式迫使商鞅谋反，而且以最最残酷的暴行，将他五马分尸了。商鞅虽然惨遭不幸，但他所开创的变法大业却因顺应了历史潮流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并最终对秦朝的统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显的历史局限。他用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来处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焚烧《诗》、《书》，实行愚民政策和文化****主义，甚至推行连坐法而刑及无辜等等，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一影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甚至不被司马迁以后的许多历史学家真正理解，不亦令人叹惜。
不甘寂寞的李斯
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了取得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斯，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下层，实际上是一介平民。他少怀大志，认为“地位卑贱是莫大的耻辱，政治穷困是莫大的悲伤。”为了摆脱穷困的处境，他煞费苦心，经过几十年的挣扎与努力，终于成了秦朝的丞相，权倾一时，极尽荣华富贵。他曾协助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了中国，位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李斯才华出众，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一位实力派作家，他的《谏逐客书》既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也是一篇千古传颂的优秀文学作品。所以鲁迅先生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李斯还帮秦始皇统一了文字，鲁迅先生说：“李斯在文字史上是有殊勋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物，却落得个满门抄斩、祸灭九族的下场。不免使人慨叹人生之无常。《败鉴》一书把李斯作为典型的失败之鉴，说他的悲剧，在于他贪恋富贵。其实，李斯之败不在于他追求荣华富贵，事实上，他的最终失败，在于他的道德品质的缺失。综观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