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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斩盗贼百余人，经赵普审讯，发现大部分都是冤枉的。赵匡胤大奇，马上任命他为同州节度使屑下的司法推官，不久升任宋州的书记官。
公元960年正月，在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皇袍加身，建立宋朝。虽然史载赵匡胤是被迫坐上皇位的，但其中一系列谋划之事，赵普在其中起了智囊军师的特殊作用，而且他也做了新皇帝心中想做而又不便明言的事。正因如此，后来颇受宋太祖器重。
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以后面临的国内形势，依然是五代十国以来的武臣弄权局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头疼的。赵普向宋太祖建议要坚决解决割据势力，宋太祖听其计，剿平了一些叛乱实力。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赵匡胤深知自己是被部将拥立起来的，根基不稳，君权也不够稳定，因而很是担心。赵普也一再以石守信等执掌禁军为忧，并说细察石等皆非能统驭部下之将才，一旦部下也来个黄袍加身，情况就不妙了。这与宋太祖的担心不谋而合，就询以和平解决和长治久安之策，于是，赵普提出了“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的方针。赵匡胤是个触类旁通的君主，听其言就化成一整套加强君权、牵制和削弱各方权力的政策与策略。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要解决拥兵以自重的将领问题，这样，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就上演了。
“杯酒释兵权”只是解决兵权的第一步。中唐以来方镇弄权的隐患和新执掌禁军的弄权问题，仍是赵匡胤面前的当务之急。要改变这一问题，关键的是把赵普的十二字方针策略精神渗透到朝廷与地方的职官建置中去，改变权力结构中的独立性，使之必须依附君权而运转。在赵普的参与下，这套相互制约的职权体制终于制订出来了。这就是中央设副相、枢密使与三司计相以分宰相之权，收相互牵掣之效。枢密使直属皇帝掌指挥权，而禁军之侍卫马、步军都指挥和殿前都指挥负责训练与护卫。乾德元年（963年），用赵普谋，罢王彦超等地方节度使和渐削数十异姓王之权，安排他职，另以文臣取代武职，于是武臣方镇失去弄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收厢兵之骁勇和荒年募精壮之丁为禁军，于是天下精兵皆归枢密院指挥。地方虽无精兵，但地方厢兵合则仍可制约禁军。这就形成了强干弱枝而内外上下相互制约的局面。
总之，赵普提出的这套方针、方略，确实在宋初起到了加强中央君主集权制及其军、政、财、文权力分立，防止方镇跋扈与地方各自为政的重要作用，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武臣专权，政变频繁的局面，使宋朝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但是这套方针反过来又成为宋朝长期存在养无用之冗兵、冗官负担沉重，导致各种权力结构的自我削弱，从而走向“积贫”、“积弱”之境的重要原因。因为赵普的方针只是从防兵之变、防方镇之跋扈、防官员之损害君权为出发点，而主要不是去提高国力、军力、政权与财政的效力。这就是为什么北宋空有军队一百二十万，官员二万余，封椿库存之钱财成堆，却在北宋与南宋的三百年统治时期，一直对外屈服于辽、夏、金民族政权，内不能消弭官乱于上、民变于下，而处于深重的统治危机的一个真正原因。对此，赵普与宋太祖是要负历史罪责的。
经过几年的整顿，宋王朝中央和地方的形式都稳定下来了。统一的问题也就提上了日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宋太祖与他的弟弟赵光义来到宰相赵普的府第，席地而坐的君臣一边吃着烤肉一边讨论着统一大业。赵普问道：“皇上深夜驾临，有什么事么？”赵匡胤回答道：“我睡不着呀，卧榻之侧尽是他人酣睡。”赵普道：“陛下既然胸怀天下，臣愿闻南征北伐的策略。”赵匡胤道：“我想先攻取太原。”赵普沉默良久之后回答道：“太原为宋王朝戍守着西北两面边防，一旦平灭北汉，我们将直接面对契丹，为什么不先留下它？等削平南方诸国，这弹丸黑子还不是唾手可得？”就这样，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得以制定。赵普也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际上是宰相职位，为宋的统一大业日夜操心。
开宝三年（970年）春，宋太祖亲自去看望病中的赵普。六年后又到赵普家，突然发现廊下堆有海货十瓶。打开一看，全是小颗粒的瓜子黄金。赵普只好坦白说明，这是吴越王钱叔送来的。宋太祖口中虽说受之无妨，实际上却触及了赵匡胤独揽大权和皇权尊严的要害问题。随后又发现赵普违反禁令，私运木材扩展府第，又有官员冒充赵普名义经商等问题。随着考察的深入，又发现赵普子承宗竟然违反宰辅大臣间不得通婚的禁令，娶枢密使李崇矩之女为妻，这有架空皇权的危险。时翰林学士卢多逊及雷有邻揭发赵普受贿，包庇抗拒皇命外任之官员，简直更是欺君之罪了。宋太祖设副相与赵普分掌权力，并监督相权，不久贬赵普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这些公忠其表、谋私其内的问题，使赵普逐渐失去宋太祖的宠信。宋太祖死后，弟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在新君即位的事情上，赵普有很大功劳，因而得到了太宗的宠幸。
智比诸葛的刘基
刘基（字伯温）是明初的一代奇人，《明史》说他“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八百载，后知五百春”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相传就是他写的。
历史上真实的刘基当然不是神仙，不过按今天的头衔，可算是哲学家、谋略家、文学家、军事理论家、易学家、天文学家等，其著述也广泛涉及到了这些方面，“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他写的《郁离子》想象诡异，寓意深远，有如《庄子》，《百战奇略》更是兵书宝典（后人对是否他所作尚有争议），天文历法方面有《天文秘略》，卜筮方面有《观象玩占》传世，此外还著有历书《玉洞金书》一卷，《注灵棋经》二卷，《解皇极经世稽览图》十八卷。颇为奇特的是，和羽扇纶巾、谈笑自若的传统学士名臣不同，刘基身着布衣，威猛刚烈，全然一副梁山好汉的模样。
刘基是浙江青田人，23岁中进士，曾任元朝的江西高安县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职，曾受命参与镇压方国珍部，任处州路总管府判。因不与兵事，愤而弃官还乡，在48岁那年弃官归隐，后来遇到朱元璋，再次出山。
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南京）充任谋臣后，刘伯温针对当时形势陈时务18策，提供了好几着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与张士诚、方国珍暂时妥协，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策，为朱元璋采纳。朱元璋先后攻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多按刘基的计策行事。公元24年；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刘基为太史令。公元27年，升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北伐灭元方略并得以实现。其间共参与军机八年，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洪武三年封诚意伯。
按运筹帷幄的功绩，刘伯温理当入公，但最初封公的六人为李善长、徐达、常茂、李文忠、冯胜和邓愈。这些人除常遇春之子常茂是追封外，其他都是最早追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征战疆场的“兄弟”，尽管朱元璋对刘伯温很恭敬，把他比作张良。但那是有所请教，是一种姿态而已。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卑和自大混和的心理，身为文盲老粗的朱元璋对文化人有一种内心的反感，尽管他们对朱元璋平定天下起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厮杀战场的武将。
当然，补偿还是有的，为安抚刘伯温，朱元璋下令青田不加赋税，“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后来又“累欲进基爵，基固辞不受。”（《明史·列传16》）
不过，刘伯温虽才华盖世，胸有韬略，却不是政治家。如果他专注于学问，成就必定会不逊于任何一代宗师。但他是性情中人，决不会为逃避乱世纷争，躲起来一门心思做个人研究。而且他心地至诚，性格正直刚烈，嫉恶如仇，天下太平之后，也根本不适合混迹于官场，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熟读历史的他也知道，伴君如伴虎，对开国功臣来说尤其如此。他早就知道，朱元璋是一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人。所以，当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