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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为提高经济学的地位并肩奋斗。
在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在反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转眼间，一切人文学科都在反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了。这是理论界的沧海桑田，很是耐人寻味。当时政治经济学受到很多方面的围攻，但概括地说，围攻出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知识体系，主要由伦理学和历史学构成；二是发端于孔德（te
Auguste 1798～1857）的社会学。前者害怕政治经济学太大，后者又嫌弃它太小。经济学家内部也有争论。几方面的冲突在后来被称为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大论战，但实际上这场论战不单是一个经济学方法问题，本质上是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这场论战的谁是谁非，在我们看来当然很清楚，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阵营是正确的。我们说的“正确”，当然有其学理上的定义，但这里姑且不论。
那时，是“历史学帝国主义”的天下。历史学早于经济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了，但它并不想与其他兄弟和平共处。门格尔教授曾生动地描述了“历史学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态势，他说：“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序言）这个描述不是耸人听闻，在当时是现实。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候的经济学家顶的是历史学或伦理学教授的头衔，撰写一部著作如果不讨论历史问题，是要遭受非议的。亚当·斯密博大精深，伦理学和历史学什么都能谈，所以不仅让学者们折服，也受政治家的尊敬。李嘉图的道行不高，主要在抽象概念之间演绎，便受到广泛攻击。对于这种状况，马歇尔和凯恩斯他们是难以容忍的。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学的代表，孔德批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论极端贫乏。孔德和他的追随者认为，由于财富现象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任何把经济科学从一般社会哲学中分离出来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认为，社会现象作为一切现象中最为复杂的现象，其主题的不同方面在科学上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如果试图把社会的经济或产业方面的分析从知识、道德和政治分析分离开来，一定是非理性的。他们也承认，财富的某些现象可以用科学手段加以分别研究，但他们否定这种研究能够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被人们以为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这一“科学老大”的研究结论就丰富得很么？英国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谢尔布鲁克（Lord
Sherlbrooke）对此曾作过很好的评论，他说，区别于各门特殊社会科学的社会学要占上风还未到时候，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一天的到来需要更广泛地作出概括总结，办法是使研究社会中的人们的各种具体的科学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因此，一般的社会学知识是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是它的一个分支。但经济学不能等待这个意义上的社会学的建立。
面对压力，英国经济学家投入了战斗，他们要改变经济学的“小媳妇”地位。杰文斯（Jevons
William Stanley，1835～1882）是一个天才型的人，他把数学和功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由于他的早逝，英国经济学的领袖成了马歇尔。此人是一位硬汉子，为经济学的地位殚精竭虑，也为自己的地位寸步不让。反对者被他搞得筋疲力尽，不得不拱手称臣。他成功的重要标志是剑桥大学1903年设立了经济学和政治学荣誉学位。此后一百年里经济学繁荣这个大成果与他的大名无可争辩地联系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那时的英国经济学家在发起进攻时，远没有今天的经济学家的那种登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傲气。那时的马歇尔教授干脆不希望有一个人文学科的“大爷”出现。他说：“大谈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更高的权威是没有意义的。不用怀疑，如果它存在，经济学将乐意在它的卵翼之下寻求庇护。但是它不存在，也没有信息表明它将会出现。无聊地等待它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应该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经济学方法大论战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始终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内维尔·凯恩斯写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之后，1932年罗宾斯（Robbins；
Lionel。1898～？）出版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几年以后，哈奇森（Hutchison
Terence W。1912～？）出版了《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前提》，对经济的方法问题提出了迥然不同的观点，并第一次在经济学方法的讨论中应用了波普的哲学思想。这就把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二战以后，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和米塞斯等著名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学方法提出了重要的系统的意见。
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讨论给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不断注入了科学精神。经济学的边缘地带是哲学活跃的地带，但这个地带不断向外推移，哲学讨论的范围缩小了，经济学日益工程技术化。这是一种进步。伴随这种进步，经济学在不断扩张自己的地盘，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传统领域都成了经济学家纵横驰骋的领域。一百年前，经济学家还面对历史学的“帝国主义”采取防守姿态，现在来了一个颠倒，其他学科开始面对经济学“帝国主义”采取防守姿态了。这个转变的功劳应该有经济学方法研究的一份。
三、经济学能替代其他人文学科么？
如果马歇尔现在可以活过来，不知道他会惊奇成什么样子——自己当年反对历史学或社会学的一统天下，到头来却看到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
不过，我终归不相信经济学会替代其他人文学科。我们不用担心大学的人文教育讲坛将只剩下哲学和经济学（包括管理学）——
一个是糊涂的，另一个则是聪明的。经济学在侵入其他领域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事实上，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已经分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各种应用经济学两个方面。理论经济学正在变为一种通用的人文基础学科，而诸如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等都将是应用性学科。这种学科分野目前还不是现实，但我相信它总归会实现。
“经济学帝国主义”已经受到人们的谴责。人们会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惯常的经济学概括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有悖于事实。有人甚至讽刺说，经济学家会拿交易费用概念解释猴子为什么会上树。从根本上说，经济学家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学科基础，但经济学家的确也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谁。自己那些模型不论怎么精巧，总是难以穷尽现实经济生活的变量，因此也总是不能成为精确的预测工具。或许经济学家永远做不到像卫星测控专家那样，让经济活动沿着既定的轨道运行。
对现实的判断，往往是“直觉”比模型更可信。离开对现实生活的数理模型的解释，一个优秀的人文学者的“直觉”对于有“资治”要求的政府，显得更加宝贵。如果拿“直觉”摆擂台，获胜的并不总是经济学家。据我的体会，就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言，优秀历史学家的判断往往比计量经济学家或计量政治学家的预测更为可靠。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R。斯特拉耶曾分析了现代国家的起源与演变，形成了一套相应的理论，并据此作出一个惊人的判断——过去五十年中产生的政治体系大都没有完成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这个转变将付出何种代价取决于许多因素，但转变是必然要发生的。后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事变证明了斯特拉耶的正确性。相比之下大名鼎鼎的政治学家亨亭顿则甚为荒唐，他曾经赞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多么成功地实现了多民族的联合。至于经济学家，在这类问题上也高明不到那里去。
在其他人文学科中，经济学家大概最倚重历史学知识。J。N。凯恩斯曾表达这样一种态度：让我们简单地从劳动的科学分工的角度来考察问题，最好是在经济学领域里从事研究的人，尽可能利用已经证明是有价值的材料，而不去花时间研究属于纯粹历史学家的领域的问题。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