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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创造”，仅是“政体的变革”。（二）对辛亥革命时期华侨的研究：有阿门特劳特（L。EveArmentrout）的《美洲的华人政治与辛亥革命》（夏威夷，1990年），论述了美洲华人在导致辛亥革命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三）对辛亥革命在各地的研究：有伊懋可（MarkElvin）的《辛亥革命在上海》（《远东史学集刊》29，1984年）。作者认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不足引起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商人与制造业主具有新的双重身份。（四）对辛亥革命与传教士的研究：有里德（JamesReed）的《传教思想与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1983年）。书中写到美国普通传教士对辛亥革命持有同情，有的还给家人写信，认为起义的根源是“中国人的自尊”。但作者又指出美国传教士“不管他们的神学多么宽容，不管他们的社会福音多么激进，他们都不可能不受惩罚地就采取暴力行动这一最后步骤，也不可能鼓励其在传道时鼓吹暴力行动”。作者并指出公众与官方对支持辛亥革命存在着感情的鸿沟。（五）对辛亥革命时期对外关系的研究：有詹森（MariusB。Jansen）的《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剑桥中国史》第11卷，纽约，1986年），指出大部分留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使他们的同乡观念增添了日益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另外，钟凯瑞（译音）发表的《美国人与中国的变法和革命》（纽约和伦敦，1984年）、安斯切尔（EugeneAnschel）的《荷马·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纽约，1984年）详细记述了孙中山与荷马·李的交往。（六）对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研究：有汪荣祖的《追求近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1869～1936）》（弗尔吉尼亚，1989年）。作者认为章炳麟凭其学问与文笔为革命大造舆论，对整个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文献翻译和工具书编纂，有以下著述：一是《孙中山选集》（加州，胡佛研究所，1994年），由魏里（JulieLee Wei）、梅尔斯（Romon H。Myers）与格林（Donald G。Glin）合编，魏里、孙以栗、赵丽达（均译音）翻译。全书选入论文40篇，包括从孙中山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到1924年12月的《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未收入“遗嘱”。选材以1981年台湾地区出版的《国父全书》为基础，有3篇文章选自北京出版的《孙中山全集》。该书文章大部分首次译为英文出版。书出版后美国报刊两次发表书评文章，宣称台湾“真正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现代化”，认为该书对广大读者和研究者将是很重要的文献。二是1991年初版、7年后增订再版的张绪心与高理宁合编的《中国共和革命中的孙中山研究书目（1885～1925）》（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包括了各种文献参考书、论述、著作、文章、专题、论文、译文、文件、博士论文、报刊重要文章、资料，总计2581专题19种文字，并附有作者索引。正如《中国季刊》的书评指出，作者提供如此丰富的参考资料，“对于研究中华民国早期历史的专家们，是一本极其有用的读物”。此外，薛君度等的《中国人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国历史研究》，纽约，1983年），介绍了大陆和台湾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情况。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存在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关于孙中山，问题集中在孙中山的成功和失败上。说孙中山是失败的，理由是“蒋介石、毛泽东使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得到了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而孙中山奋斗一生也未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三民主义“无法作为民族复兴的蓝图”〔21〕。说他是成功的，理由是“他是民族主义的集中体现，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他那种不畏艰难困苦寻求救国道路，使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坚定了信心，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22〕。关于辛亥革命，争论集中在对辛亥革命历史地位的评价。大多数人（包括高慕柯、兰金、弗里德曼、德福尔热、芮玛丽和罗斯特）认为“从这一时期看到了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根源”。另一主要学派（如FranzMichael）认为社会发展并没有导致共产党人的革命，相反，倒是导致了“后来中国历次革命谋求加以结束的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社会”〔23〕。对于这种争论，有的美国学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辛亥革命“存在着政治上的进步和社会意义上的退步”，希望今后的辩论“具有更大的精确性，更高的质量，更丰富的内涵”。“不仅历史本身，而且历史的撰写，都应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前进。”〔24〕四、 美国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程来看，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在对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态度和认识上，美国政府自是以国家利益为主，不可能像美国公众那样比较实事求是地肯定和赞扬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直到八十年代，美国史学家始据史实指出，美国的政府当时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茫然无知，从而采取了错误的傲慢态度。（二）美国从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虽然绝大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却重视从史实出发，要求并努力以辩证的方式研究孙中山和和辛亥革命；他们虽然惯以“外部冲击论”的思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但经过探索还是转向从内部发展变化寻求中国革命的原因，多方位、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他们重视跨学科研究，经常对研究的情况作出评述，还把美国和全世界的研究论著编为详备目录。凡此对我们不无启发。我们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自当取其所长，丰富和推动我们的研究。（三）如将我国和美国的研究成果两相比较，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总体比较，或就有关的多本专著、论文集以及孙中山全集和年谱的编纂分别予以比较，无疑中国的研究走在前面。但如换个角度，从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与我们对华盛顿（GeorgeWashington）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的研究相比较，即两国关于对方国家主要革命人物和事件的研究程度比较，中国的研究则要显得逊色。（四）当然，美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是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对辛亥革命中孙中山的作用有的估计不足，对孙中山的反帝认识多有贬低，怀疑“以俄为师”未必真诚，所谓只有台湾才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都是与史实颇有距离或完全违背历史真实。（五）应该说，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和台湾史学界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无论在理论深度，资料编纂规模，专著水平，乃至年谱大事记之详尽都取得显著成就，似应在继续共同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拓宽视角，加强深度，继续细化，以期能在若干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使我们的研究不断地登上国际学坛，与世界文化接轨，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在增进祖国统一、推动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类在争取进步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释：〔1〕张绪心、高理宁（Sidney H。 Chang and LeonardH。D。Gordon）：《中国共和时期孙中山研究书目》，纽约和牛津，美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50页。
〔2〕 《万国公报》第95册，1896年12月。
〔3〕林乐知：《求新贵有达识说》，《万国公报》第145册，1902年。
〔4〕1911年9月9日海军部长致国务院函，国家档案局893。00/545。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 里德（James Reed）：《传教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1辑第62页。
〔6〕 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294～295页，伦敦，1972年。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7〕 以上三文先后见《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3日、10月14日。
〔8〕 美国《文学文摘》第43期（1917年10月28日）、第44期（1912年1月13日）。
〔9〕 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