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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两栖于革命与学问，其时最与章太炎投契，二人皆古文经学家，声气相投，彼二人也被称为“二叔”（申叔、枚叔）。二人也都是“中国教育会”（实反清秘密团体）的会员。章以“苏报”案入狱，刘钦佩其人，待其刑满出狱赴日本参加同盟会并主持《民报》，刘亦携出身上海爱国女校、激进女权主义人士之妻子何震（原名何班）以及何之姻弟汪公权三人买舟东渡，拜访章太炎。很快，三人亦相率加入同盟会，刘还为《民报》撰述。恰其时梁启超《新民丛报》主张满汉一体，刘乃以《辨满洲非中国之臣民》驳之，义正辞严，被海内外人士激赏。刘在日本参加反清革命之活动和鼓动工作，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稿》记载甚详，兹不赘述。
二
刘师培后来的遽变，从主观上说，有少年得志、名声外扬却性情儇薄的成份，而客观上也有同盟会内部思想到组织上分歧的诱因。
刘到日本不久就卷入了同盟会内部的纷争，最终以不慎掉入泥淖中而不拔，可惜满腹学问终不能锦上添花。原来同盟会中素有分歧，孙中山开展反清革命，与日人颇有借助。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廷向日本内阁提出交涉，亟请引渡党人，而西园寺内阁在日本对华混水摸鱼政策下采取两手，既驱逐党人，又向孙提供经费婉转令其出境。孙为起义所需收下了这笔经费，此时章太炎以《民报》拮据向孙要求拨款万元，孙仅支付彼二千元，章等乃大不满，及得知此经费之来源，以为孙被日人所收买，情急之下对之进行人身攻击。刘师培也参与了章太炎、张继、谭人凤等的反孙行动，他们借助黄冈等地起义的失败要求改组同盟会总部，以黄兴代替孙中山，刘更自荐为总理，并主张邀请日人北一辉、和田三郎（日本社会党之激进派亦称“硬派”人士，与刘相契；另一派系之宫崎滔天则支持孙中山）为总部干事。事被同盟会庶务总干事的刘揆一所拒，黄兴也主张以大局为重，倒孙风潮遂止。
刘虽人在同盟会，却对其理论基础的“三民主义”不以为然（尽管其中不无合理之处，如民族主义不独为种族主义、民权主义的民主制度有其局限性，民生主义不啻为汉武帝盐铁专营与王莽改制等），即视之不过“以暴易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此前其与日本社会党人士交往，渐醉心于彼宣扬的“直接行动”的“社会主义”，经倒孙事变，刘等思想上愈加倾向于无政府主义。1907年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号召亚洲各国社会党之大联合，刘与章太炎响应，乃与流亡日本的印度革命党人合作发起亚洲和亲会，主张民族独立，反抗列强。刘师培夫妇更揭橥“破坏一切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实现全人类的完全平等”，创刊《天义报》并发起组织“社会主义讲习所”。前者被称为“国人发刊社会主义机关报之嚆矢”，后者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之一。
刘、何夫妇1907年8月间发起的“讲习所”，自然还不可能是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的，如刘在成立大会上所讲演阐明的，反清革命不过是辨种族之异同，即使革命成功也不过是“以暴易暴”，要解决“民生之休戚”的社会革命，必须还得开展“社会主义”以及更上一层楼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实现人人平等的无政府主义”的“大同”或者“共产”。刘氏夫妇激进的思想在彼时反清革命党人中是鹤立鸡群、超迈时论的，在一般党人仅是以反清复明的民族主义为思想资源时，其人则身处域外之日本这一准西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中）国家而目睹花样年华的资本主义其实内囊里满淌着脓水（大洋彼岸的《新世纪》派也在西方的“花都”目睹之），敏锐的刘氏夫妇当然不会以这个丑陋的怪物为其奋斗的鹄的，他们淋漓尽致地批判资本主义，更试图阻挡它在中国登岸，并不惜“杀尽资本家”，进而鼓吹不间断地直接过渡至无政府时代，因为任何政府都是有碍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一般出于自然经济占主体、小商品生产和小资产阶级成汪洋大海的国度，作为反对国际资本侵略和本国封建压迫剥削的吁求，带有空想和狂热色彩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最易产生和传播的。刘氏夫妇就是这种思潮的弄潮儿。无政府主义理论上是高蹈的，它反对武装起义，反对议会政治，反对建立国家，反对工业化，反对一切暴力甚至家庭、婚姻等等。刘氏夫妇尚组织有“女子复权会”的激进女权团体，当然这些反对的呼声中不乏是因为被反对者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导致反对者的深恶痛绝，反对者是敏感于各种招牌下人的不自由窘况的，于是索性连根除去一切束缚人性、压抑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制度安排。这中间有民粹主义，有人道主义，有农民的小生产意识，有传统“大同”的“三代”思想等形成的杂烩。如刘师培于“讲习会”上演说时主张的“工业乃民生之蠹，工业日进，机械日新，小民生计愈苦”，则不主工业，且杀尽资本家；而正因中国工业化程度过低而又最易实行共产制，农民则可借富人之田使之平均分田，“使人人所有之田均有定额”，这是农人革命；而欲实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须以总同盟罢工为手段，将来还可工农结合，建立劳农协会等。刘师培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虽说分歧至显，但在后者传播进中国的初期以两者尚有共同之处而被刘借重。刘曾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作序，盛赞其阶级斗争学说为“千古不磨之论”，马克思与达尔文双双造福人类“其功不殊”等，但他并不认可彼所主张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以为其眼光有限，未能理想，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又要建立自己的国家，实行专政，此国家又以新名目令人民成为其奴隶，不免悖于人类平等之旨。刘氏所说虽悖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狃于过于浓烈的理想化成份，却不能不让人对其超前的意识深致意焉（他把“后”学放到“前”的语境中去考察了）。可以说，刘氏学说体大繁杂，超前的与落后的并存，革命的与腐朽的并在，真理与谬误并列，这在晚近中国思想史上也是常例。同盟会的确是反对“三民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等等，也是因为晚近中国的特殊性：它几乎是世界各种思想的实验场。加上中国本身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刘氏的学说眩人以一时，但它的影响却不仅一时，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主张竟由他人之手（当然是大手笔）行于世矣，而福兮祸兮世人自可以公论矣。
天才往往是做超前之想的，天才不同于凡庸之处又是时时在思想的跃进中，刘师培由最先的“教育报国”进而倡“民主共和”，再进而信仰“社会主义”，进而“无政府革命”，这个“激烈派第一人”果然“激烈”得让人眩目，今天人们大可以从容看清所谓激进主义如何自刘师培始一步步把中国从帝制推到民国以及更进一步地实行“彻底决裂”的“大革命”（激烈的背后其实却是形式各异的“专制”）。刘师培那时主张“激烈”是说激烈的好处是“无所顾忌”、“实行破坏”和“鼓舞人民”，迈出第一步给人们开路，如丹柯掏出心脏为人们当火把前进。刘师培有让人感动的地方，可是让人又意料不到的：“激烈”的尽头是什么？历史、社会，是靠博弈、中和还是一味的“激烈”？或者说只是策略而已？刘师培的激烈，看上去很像鲁迅说过的：抓着自家的头发，恨不得挣脱地心引力离开地球般焦躁。这种思想太前卫了，与现实隔膜愈甚，有时就会从云端一跤跌下来回到原点，甚至栽到泥淖里。刘师培也是一个聪明人，但人太聪明也不免“渊察不祥”。刘师培夫妇举世罕见，却也有市嚣的俗事：其夫人何震亦为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鼓吹者之一，又是妇女解放运动先锋，果然声名为之一“震”，在东京遂有艳名，且传其与姻亲汪公权有暧昧；汪实乃不堪之人，结果终有天才学子刘师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一幕，“激烈”到头竟是一跤从云端跌进泥淖中。刘一失足遂为千古恨，这样的例子他并不是孤例。从此刘不齿于党人，这就是文人失节。在中国传统精神中，这是与女子失节相类的。
三
由于刘师培“下水”的传闻过于纷纭，此一期间的历史资料又过于匮乏，我们迄今还难以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