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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的个性真够人受的，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纵然他心下敬重曾国藩吧，也不会挂在口头，说给人听。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才足以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我”这样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便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将随之暗淡。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两人当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
攻金以砺，错玉以石，相期无负平生。
足见其生死交情，并未漠然弃置，更未一刀两断。
看一看曾、左交谊的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他们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创口”便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与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可是两人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来，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致敬致哀，此时亮出高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喝彩。曾与左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后因政见偶然相乖，遂终身不再往来。韩琦死时，富弼竟然不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是不是官位越高，人味越薄？
身居高位，只须一言不合，一事不谐，就可能友情破裂。老朋友之间想要“不负平生”，谈何容易？如此看来，狗比人更懂得友谊，为了一根肉骨头，它们同样会相争，甚至相咬，但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它们很快就能和好如初；人却做不到如此爽快，如此洒脱，一旦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创伤难以疗复，宿怨从此结成，他们再想保全旧谊，除非彼此重新投胎。
冬夜读左宗棠的轶事，读到他的傲处，狂处，劲峭处，刚强处，智慧处，勇毅处，便如读一部剑侠传奇中荡气回肠的章节。左公并不“左”，他远比现代政治模子铸出来的一大批满脸死相的“左公”更有趣，更有情，更有眼力，更有胸襟，更有血性。他敢于标举自我，表现自我，敢于守危城，蹈绝地，敢于傲视和鄙视那些庸庸碌碌的衮衮诸公。这容易吗？
有一则政治漫画如此告白：“你是栋梁之材，并非就能担当栋梁之任，你先要获得那个宝贵的位置，然后还要有其他栋梁之材与你适相匹配。”晚清内忧外患，原本巍巍然的帝国大厦行将倾覆，这时节，栋梁之材已只能派作撑子，斜斜地顶在最危险的地方，又哪能谈得上舒心，更别说荣耀。栋梁的屈辱感远比庸才的屈辱感更迅猛更深沉，它的厉害，曾国藩领教了，左宗棠领教了，其后李鸿章领教得最为完全。那时节，身为栋梁，必须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飘摇风雨，此外，各种诛心之论也如同长长的棺材钉一样无情，一枚一枚地往下钉，直求你无处逃身。难怪智慧的庄子宁为臭椿那样的“散木”（无用之木），也不肯做可怜可悲的栋梁。
伪君子云集
？ 余 杰
晚清时代，一方面道德崩溃，另一方面却伪君子风云际会。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虚伪，以虚伪换取更好的生存，最后把虚伪当作生存的本质。虚伪渗透到骨髓里，成为正常的状态；而将真诚看做变态，把真诚的人看做愚昧的人。在清末，此风不断高涨，达到了二千年帝国时代的最高峰。在诸多晚清小说里，都有单个或群体的虚伪文人的形象，这一形象成为一类文学典型，也是晚清小说家写得最为成功的一类人物。而在笔记中，这类人物同样原形毕露，被有些刻薄的笔记作家剥下堂皇的冠冕，露出丑陋的原形。
晚清掌故巨子徐一士著有《近代笔记过眼录》，首先介绍近代著名笔记的原著，版本，流变，并大量摘录原文精华，公之于世。其中许多笔记已不传世，幸而被徐一士所录入，得以保持至今。《近代笔记过眼录》记载了江庸所著《趋庭随笔》，徐一士选入十七则，其中有“理学家李如松之卑劣”一则，揭露了晚清著名的理学家李如松的丑恶面孔。
李如松在同治年间任内阁中书，以理学名于世；李慈铭曾深恶而痛诋之。李慈铭的日记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在《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他于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的日记中对伪君子李如松有详细的记载。李如松是直隶人，以优贡捐了一个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正襟危坐，所吃的只有脱粟和豆腐而已。他吃饭的时候常常在门屏之间，希望别人都看到。他目不识字，却著《语录》，厚达一尺。他的这一系列行为迷惑了不少当时的理学名臣，如尚书万青藜、大学士倭仁等人。当时以宋学著称的名臣徐桐，尤其敬重李如松。而那些实干家们对这类装腔作势者往往不以为然。曾国藩入都，李如松晋谒，雅步般而入。曾国藩问他的籍贯乡里，他回答说：“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指的是天子的师傅李鸿藻。李鸿藻是高阳望族，而李如松则出生在与李慈铭同邑之山前村，他的父亲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固安与高阳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攀龙附凤之理学家，卑劣得有些让人哭笑不得。因此，曾国藩微微一笑，端茶送客。这种百无能耐、死爱面子的家伙，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根本不是谈话的对象。
李如松以理学名世，自己的家事却一塌糊涂。李如松之父为人也庸鄙，由胥史为小官归京师。他的哥哥更加庸劣，他瞧不起自己的哥哥，强迫父亲将哥哥驱赶出家。其父将其兄驱赶之后，心里念念不忘，其妻怒骂之，两人相对大骂。李如松听见妻子在哭泣，怒向父亲说：“妻子贤慧并且能帮助我，父亲难道想跟哥哥结党为恶吗？”其父受到如此抢白，一时想不通，晚上自缢而死。坊官报告巡城御史，御史将此案移交给刑部，想重案此事。然而，徐桐等信奉理学的十名大臣，力争李如松是道学孝子，联名呈送刑部为他申辩，结果李如松因此得免。李慈铭感叹说：“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而伪君子也是南北对称的，李慈铭说：“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可谓双绝。”这段话很有意思，宋学与汉学表面上水火不相容，而实质上却有惊人的相似性，即他们无论讲求什么样的学问，骨子里都是伪君子。他们互相痛骂对方是卑鄙、无耻、下流的家伙，殊不知自己就是对方的镜子。汉学与宋学的分野并不重要，这两类知识分子却拥有相同的精神境界。
江庸在引用了李慈铭的日记之后，进行了相关的考证，他写下了从父亲处听到的关于李如松的情况，与李慈铭之说有较大的区别。“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谓李迫其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减。”如此看来，错的是李如松的父亲了。但一家不治，何以治天下呢？可见理学是一种已经失效的意识形态。最可笑的是，李如松大字不识一个，居然成为理学家，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如此看来，理学仿佛也成了禅宗，讲究“不立文字，尽得风流”。但李如松居然找人充当枪手，帮他写厚厚的一本书，这说明他还是得靠“文字”、“学问”来吓唬他人，靠这“文章”背后的“道德”来吓唬他人。这样的作法，比起狐假虎威来，还要恶劣得多。所谓“伪君子”，就是将道德作为工具来利用，用自己并不真正遵守的道德来谋取实际利益的人。他们的心底里对“道德”的真真假假是明彻如镜的，“道德”是伪君子最后一片遮羞布。而中国文化正是盛产这类家伙的一个巨大无比的酱缸。晚清伪君子猖獗一时，他们自觉地充当正统道学的捍卫者，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正统道学的掘墓人。
道学家为官，乃是表面上的清官，骨子里的贪官。梁溪坐观老人所著《濞代野记》也记述了道学家的贪酷，多个细节，多个侧面，可谓穷形尽相。此书记清代官�